西方某些势力公然支持达赖集团暴力倾向

达赖集团流亡境外几十年，靠的就是美国和西方一些势力支持。如果不能破坏藏区稳定，不能为西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提供借口，西方就不会给钱，这个集团也就失去了活命的依靠。为此，近期达赖集团加紧游说西方“关注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流亡政府”新头目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百般哀求“澳大利亚政府或美国政府派代表团到西藏，调查正在发生的事情”。“流亡议会”在藏历新年声明中提出“七点紧急呼吁”，头两条就是中国“从藏区撤出军队”，“允许独立人士的代表前往藏区调查当地实际情况”。

一些西方势力和媒体似乎也忘记了他们在拉萨“3·14”事件中歪曲报道激怒全体中国人民的教训，又不断发出“中国藏区动乱加剧”、“中国藏人在严密戒备下过藏历新年”等耸人听闻的报道，甚至再次上演“移花接木”的一幕：1月28日《纽约时报》以“汉人镇压和封锁种族骚乱”为题的报道中，配有一幅“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在成都巡逻”的彩色照片，实际上这幅照片的场景根本不在成都。法国“十字架报”在藏历新年之际发表对“支持达赖喇嘛政治斗争组织”创始人的专访，这位洋人大讲“‘自焚’是光明的祭品，从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可以变成光明的迹象，以期使人类从无知中得以净化并帮其走上智慧与觉悟之路”，“对于藏人来说，自焚是爱与和平的行动”。笔者不由得要问：既然自焚如此美好，为何达赖、“流亡政府”头目以及你自己不自焚？笔者当然不是要鼓动这伙人也自焚，好赖是条性命嘛，笔者只是要指出，如此爱惜自己的生命而鼓励他人自焚，是不是太卑鄙点儿了？

与此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许多对达赖集团暴力趋势质疑的声音。2月13日，《多维新闻》连续发表文章，指出“西藏流亡政府对自焚这种极端行为正在采取一种纵容的态度，让这种暴力抗争处于有意无意的‘失控’状态，长此以往，一部分流亡藏人将不可避免地走上恐怖主义路线，他们原本能够在国际上争取到的一点支持，也将逐渐失去”；新头目“似乎有意挑起事端、制造声势，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西方政客害怕现阶段这种急剧升温的暴力倾向有朝一日可能会越来越‘恐怖’，累及自己声名，因此对其进行冷处理。”

所谓“非暴力”是达赖在国际上自我标榜、争取同情的旗号，但查查达赖的分裂主义活动史，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此后发动长达十几年的边境武装袭扰,1987至1989年制造拉萨骚乱，2008年制造拉萨“3·14”事件，哪一次不使用暴力？达赖已经77岁，“藏独”事业没有任何成果，为摆脱政治上的困境，这个集团公开叫嚣“西藏独立”的声音重新上升，极端、暴力手段的运用日益强化，企图以此吸引国际关注，向中国政府施压。但是，达赖的暴力一套过去没有赢过，今后也不会赢。在今天公开搞暴力，更形同“政治自杀”。当前，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僧俗各界对达赖集团暴力行径极度憎恶，坚决反对。达赖的表演除了在国际社会上撕去他自己的“非暴力”伪装，不会取得他幻想的任何效果。

“流亡政府”新头目走上煽动暴力前台

去年达赖宣布“退休”，退出“政务活动”，把权力交给“民选”的“流亡政府”，以便把精力更多用于幕后操控和寻求国际支持。此举马上召来达赖集团内部权力争斗，一些派别为取悦达赖，急于通过在境内制造事件来显示实力，巩固自身地位，这也促使分裂活动的极端、暴力色彩迅速增强。“流亡政府”新头目志大才疏，为避免落在人后，上台伊始就在一次演讲中向世人和盘托出达赖的底牌：“‘西藏独立’是原则目标，‘西藏自治’是现实目标”，弄得达赖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今年1月2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更宣称，“达赖喇嘛将政治权力转交给我之后，我就成了西藏人民的政治领导人”，俨然已经把这个集团的其他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为了显示政绩，此人以“流亡政府”名义多次发表声明，为所谓“死难者”举行“祈福法会”，于藏历新年初一发表声明，要求境内外藏人“不要庆祝今年的藏历新年，应到寺庙为境内的死难者祈祷”，更在各种场合挑唆藏人自焚，声称“自焚能够引起外界对西藏人民苦难的关注”，“藏人希望有更直接、更迅速见效的办法”，“要牢记自焚藏人的宏愿，并将实现这一宏愿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

有趣的是，在2月14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此人大白天说梦话：“即将到来的2月22日藏历新年，很可能会发生和1959年3月10日那天‘起义’活动相似的情况，出现藏人上街的场面”。2月22日已过去好些天了，笔者不知这位美国哈佛大学高材生的美梦做完了没有!

达赖集团怂恿和支持自焚凸显“藏独”焦虑和暴力倾向

达赖集团煽动策划自焚由来已久。2001年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破获一起达赖集团派遣人员在西藏自焚未遂案，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详细讲述了青海籍某僧人非法出境后，达赖集团“安全部”、“三区联合会”诱骗、策划、组织其进行“自焚”的全过程。达赖集团避之唯恐不及，其“新闻和国际关系部”马上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称“整个西藏运动的信誉是以达赖喇嘛所倡导的非暴力原则为基础的。派人到西藏去自焚是违背藏传佛教教义的。佛教认为，杀生尤其是自杀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行为。”声明还进一步“表白”说，1998年曾有一位藏人在新德里自焚，“达赖喇嘛强烈反对这种行为，并敦促所有藏人在将来都不要采取这种行为。”

然而十年后的2011年藏区个别地方再次发生自焚事件，达赖及其集团的公开态度完全改变。达赖不仅不表示反对，而且亲自举行“特殊法会”并领头绝食一天，以表示对自焚事件的声援。“流亡政府”和各“藏独”组织头目纷纷发表声明，将自焚者称为“民族英雄”，称自焚是“积累功德”，自焚者“将转世为活佛”。近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举行会议，称“为独立大局牺牲自我是佛法最提倡的教义”。阿坝县格尔登寺多次发生自焚事件，其外逃的格尔登活佛去年11月11日在美国对媒体宣称，“选择自焚手段是佛教提倡的利他精神”。境外“格尔登寺新闻联络小组”在接受采访时妄称，“自焚浪潮已经不可能回头”，叫嚣“流亡藏人要保证自焚者的牺牲不会白费”。

种种事实足以证明，达赖集团为了实现其“西藏独立”的目标，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就是暴力与“非暴力”两手交替使用。现在达赖集团从10年前躲避催生暴力的责任，转为公开号召使用暴力，不惜把藏传佛教变成“自焚教”，不是说明他的力量增强了，而是说明他的“非暴力”一手失灵，不得不重新公开乞灵于暴力。

民主改革使西藏人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

１９５１年，西藏获得和平解放，为西藏人民争取平等的人身权利带来了希望。１９５９年叛乱平息后，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愿望，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极端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不再被作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的权利。这是西藏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旧西藏的法典被废除，人不再分为三等九级，各种野蛮刑罚被禁止，私设的监狱被全部拆除。新中国宪法和法律，保障了西藏人民人人享有生命与人身安全的权利。

　　民主改革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农奴主所有制，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占有的耕地无偿分给了无地的农奴和奴隶。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１３００多户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９０万克（１５克相当于１公顷）土地和８２万多头牲畜由国家支付赎买金４５００多万元。

　　西藏劳动人民再不受农奴主的沉重差税和高利贷剥削，劳动果实全部留归自己，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区粮食产量１９６０年即比１９５９年增长了１２．６％，牲畜存栏数增长了１０％。西藏人民开始得到争取温饱的生存权利。

　　民主改革结束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按照新中国宪法，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权利。

　　西藏自治区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西藏人民为获得当家作主人的权利而政治热情高涨，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与中世纪西欧农奴制

  被称作“西藏通”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这样写道：“你从欧洲和美洲来到西藏，就会被带回到几百年前，看到一个仍处在封建时代的国家。贵族和绅士对其佃户权力很大。这些佃户是在较肥沃的平原和河谷耕耘的农民。或是身穿羊皮袄游牧在高山峻岭的牧人。”

　　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５％，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据１７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３００多万克（１５克相当于一公顷），其中官家占３０．９％，贵族占２９．６％，寺庙和上层僧侣占３９．５％。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１９７家，大贵族２５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

　　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９０％，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５％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大约在１０世纪，农奴制在西欧基本形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农奴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主要奴役形式，是封建剥削制度最本质的体现。

　　农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一种农业劳动者。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封建领主占有了土地等生产资料，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采用“超经济强制”的力量来奴役农奴，即用经济外的政治、法律、习俗等对他们人身控制，以榨取他们的剩余劳动。农奴在三个方面屈从于主人。第一，他人身不自由，是属于主人的财产；第二，他耕种的土地是主人的，依附于主人；第三，他法律上和主人没有平等的地位，接受领主法庭的审判。

　　农奴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受到压榨，只能年复一年地劳动。看来，西欧中世纪的农奴制与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封建农奴制是很相似的。

　　作为农奴制的本质，两者是一样的。这就是：对劳动者生产资料与劳动成果的剥夺；对劳动者人性尊严高贵的蔑视；对劳动者主体权利与创造精神的压制。

　　这种制度是传统社会中人身依附关系的集中体现，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依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性、人格、人权、人道都受到摧残，人的高贵价值沦为领主权和神权的祭品。

　　在旧西藏，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

　　因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制度，“这种农奴制下的广大农奴，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只有农奴主的特权。”

　　从前面的讲述来看，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的确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有从这种体制的锁链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由解放，才能迸发出巨大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才能推动历史的真正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无论是旧西藏还是中世纪西欧，神权对公众精神的控制与禁锢，在剥夺了农奴的人身自由之外，又剥夺了普通百姓思想的自由。

　　对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规范的禁锢，正是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的一个突出表现。中世纪的欧洲虽然不完全是政教合一，但是神权制度和世俗权力的结合为封建农奴制提供了保障。

　　问题不在宗教信仰，而在于教会对宗教与思想的垄断与控制。比如，在中世纪欧洲，普通百姓是没有阅读、解释圣经权利的，这个权利掌握在教士手里。只要违背了教会的观念、思想和准则就会被视为“异端”，将其开除教籍，这意味着他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

　　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这一点表现得更加充分，也更加残酷——宗教势力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力，对广大人民进行今生统治；另一方面，同时通过宗教特权，以对百姓的来世进行赏罚为名，实施精神恐吓。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西藏很多百姓都信奉佛教，相信来生转世说，而统治阶级正利用了这一点为自己服务。英国人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一书中写道，“因为西藏人虔信他们那种形式的佛教，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事实上，我们知道，旧西藏的绝大多数普通僧侣同样没有摆脱农奴身份，所谓“僧侣势力”是被极少数上层僧侣和僧侣化的贵族所把持。“你下辈子是人还是猪，难道对你没有什么关系吗？达赖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当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度里当大喇嘛”，相反，如果你不听他们的，会世世代代不得转世。“僧侣势力”就是采用这种精神恐吓，来维护他们政教合一的统治。

　　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阶级完全垄断了教育和受教育的权利。要想获得教育，唯一的途径就是进寺院“读经”。即便如此，农奴的子弟成为僧侣也只是从领主的农奴变成了寺院的农奴，只有那些贵族子弟才有可能将读经作为晋身的阶梯。在政教合一的体制里，僧侣在嘎厦政府里占了很大比例，行使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享受着实际的经济利益，普通百姓哪有丝毫的希望呢？

　　在这样的黑暗体制下，老百姓没有表达思想的权利，甚至没有思考的权利。一切都要听活佛怎么说，否则，就是有罪。也正是这样一个黑暗体制，让旧西藏日趋封闭保守。这充分证明了这个制度对西藏人民思想的禁锢，对西藏历史、文化包括宗教传承的破坏。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在１５世纪已经告别中世纪的阴霾，而比欧洲中世纪更加黑暗的统治，在西藏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５０年代。

　　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和神权奴役，导致了西欧的农民反抗，并且是以宗教“异端”的方式发动的。比如，以“罗拉德”派约翰·保尔为代表的下层教士就提出，“当亚当耕田、夏娃织布之际，谁是贵族？”他们要求废除封建农奴制，取消徭役、地租、捐税和财产差别，实行社会各阶层的平等。在保尔的鼓动下，爆发了１３８１年英国农民大起义，农民在瓦特·泰勒率领下攻入伦敦，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同一时期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和１６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也都因同样的理想而爆发。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结构，为农奴制营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尽管人们的行为没有自由、精神没有自由，社会的生产抑制、停滞不前，人口在减少，但野蛮统治却一直在延续，甚至变本加厉。

　　人类进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显然早已和历史发展潮流格格不入。它是西藏贫穷落后的根源，不对其改革、废除，广大僧俗群众将永远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西藏也不可能走上文明、进步之路。

　　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为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带来了曙光。但由于当时西藏上层人士对民主改革还心存疑虑；不少僧俗群众有沉重的、历史形成的心理负担，对民主改革需要一个了解和认识的过程；而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反动集团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骗群众，挑拨民族关系所造成的民族误解，一时还难以消除，中央对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在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同时，对西藏地区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支持。仅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中央给予西藏地方的财政补助就高达３．５７亿元。

　　为实现和平民主改革，中央争取了八年、忍让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万农奴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然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却企图永远保持农奴制，维护既得利益，于１９５９年发动武装叛乱。达赖集团流亡海外，妄图“西藏独立”、恢复农奴制度，这是违背历史进步潮流、与广大西藏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

　　如今，达赖总是将“民主”挂在嘴边，但是我们看看，达赖集团所组建的所谓“流亡政府”实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体制。达赖宣称，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力。按照他的逻辑，他现在运用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统治权力，为的是实现“大藏区”“高度自治”而放弃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力，如此自相矛盾的说法，谁又能相信呢？归根结蒂，达赖编织所有谎言所掩饰的，还是要“西藏独立”，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

　　旧西藏，不是西方一些人梦想中的“香格里拉”。今日欧洲，不可能再回到５００多年前的中世纪欧洲；同样，今日中国西藏，也不可能再回到达赖集团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旧西藏。任何人梦想将西藏拉回黑暗统治的时代或为这样的企图而鼓噪，都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3月28日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3月28日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1959年3月28日，西藏民主改革的号角吹响，不仅从根本上扫除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制度障碍，而且在人类废奴史和人权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一个纪念百万农奴获得新生的节日。2009年3月28日，雪域高原再一次欢腾起来，从狮泉河到雅砻河，从万里羌塘到三江流域，从巍巍珠峰到西藏江南，从首府拉萨到农家牧户，280多万各族人民载歌载舞，以无比激动的心情热烈庆祝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到来。

　　这是一幅铺陈在12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动人画卷。今天，山欢水笑、草木含情，布达拉宫广场上隆重的庆典与1959年3月28日百万农奴喜获自由遥相呼应。穿过时光隧道，今天的情形与那天是何其相似——一张张笑靥如同美丽的格桑花，盛开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阵阵欢呼如同汹涌的海涛，响彻万里云霄。

　　不能忘记的历史

　　1959年3月28日，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今天，布达拉宫广场上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在雪山的映衬下直指苍穹，是那样的俊朗而挺拔。
　　它的正下方立着两尊塑像，其中一个在日夜诉说着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心情。

　　1959年3月实行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从此开启了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新时代。不但如此，西藏民主改革还是世界废奴运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权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然而，一小撮被历史、被人民所唾弃的分裂分子罔顾历史潮流，还在做着复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迷梦。他们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怂恿下，不断干扰、破坏西藏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甚至丧心病狂地制造了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拉萨的大街上，至今还残留着暴徒们打砸抢烧的罪证。惨白的谎言掩盖不了血淋淋的事实，广大人民群众由此进一步认清了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纷纷要求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此教育广大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少年，永远牢记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伟大斗争历史，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新发展、新变化、新生活。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2009年1月19日，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与会的382名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是全体西藏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共同愿望。”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说。就这样，在西藏民主改革50年之际，一个伟大的节日诞生了。

　　新旧西藏的分水岭

　　1959年3月28日，一个改写西藏历史的日子。

　　今天，雄踞于红山之上的布达拉宫在蓝天丽日下显得格外雄伟。它的脚下，一万多名各族各界群众齐集布达拉宫广场，隆重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此情此景，一如50年前的3月28日——那一天，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西藏民主改革的大幕由此拉开；那一天，百万农奴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庆祝自己的新生。

　　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布达拉宫，曾经是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象征。多少个世纪以来，他看到的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西藏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等啊，等啊！布达拉宫终于盼来了西藏人民的大救星——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实现共同进步与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

　　195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迅速平息武装叛乱、全面实行民主改革，在西藏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由此走到了历史的终点，百万农奴第一次成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主人。

　　“民主改革是新旧西藏历史的分水岭。”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表示，西藏社会由此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

　　人权事业的大飞跃

　　1959年3月28日，一个民主自由的日子。

　　今天，就在布达拉宫脚下，由鲜花组成的“热烈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谁曾想，在旧西藏，这个名叫“雪城”的地方有一所让人闻之战栗不已的“雪监狱”，曾有许多农奴在这里被剜目、割耳、断足、剁手，甚至被随意处死。

　　在旧西藏，这样的监狱无处不在，这样的酷刑也随时可以加诸于每一个农奴的身上，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人权可言。

　　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实现了政教分离，取消了宗教特权，百万农奴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1965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确立，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西藏人民从此进入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昔日的农奴从此享有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政治权利。

　　统计显示，目前在西藏各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一大批翻身农奴和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成长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作为农奴的后代，我能够代表各族人民行使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权利，这在旧西藏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83岁高龄的次仁拉姆，以自己从朗生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人权事业的大飞跃。

　　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1959年3月28日，一个吉祥幸福的日子。

　　今天，西藏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的乃东县克松居委会，以半个世纪的巨大变迁见证了西藏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主改革50年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人民，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治藏方略，研究制定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

　　自治区党委、政府把中央的大政方针同西藏实际紧密结合，制定实施农村“三个长期不变”、教育“三包”、农牧民免费医疗、农牧民安居工程、农牧民健康促进行动等政策，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2008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395.9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59年增长65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3176元，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同时，我区民主政治建设成果丰硕、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推进……一个团结、民主、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屹立在世界屋脊之上。

　　布达拉宫广场上，8面用鲜花编织的太平鼓，背面是传统的吉祥八宝图案，正面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着“祖国万岁”四个气壮山河的大字。

　　祖国，万岁！万岁，祖国！雷鸣般的掌声响了起来，火红的国旗此起彼伏，洁白的哈达献了上来，这是280多万西藏各族儿女发自肺腑的心声，这是120万平方公里大地唱出的恒久赞歌——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伟大的祖国，就没有西藏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就没有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就没有西藏各族人民今天的美好生活和更加幸福的明天！

西藏民主改革

西藏民主改革
1959年3月开始的西藏民主改革，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农奴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这是西藏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但西藏的社会制度仍然是“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只占人口5%的三大领主(贵族、寺庙、反动地方政府)，霸占了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并占有大量的农奴和奴隶。农奴和奴隶终年不得温饱，领主可以任意役使甚至杀害他们。

　　1959年3月，原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发动了武装叛乱，他们表面上打着“反对汉人”的旗号，实际上是阴谋分裂祖国，反对西藏百万农奴强烈要求的社会改革。他们的叛乱，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在广大农奴的支持和配合下平息，这为在西藏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9年3月下旬，民主改革正式开始。民主改革是分阶段、有步骤进行的。第一步是开展“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人身依附制度)和减租减息运动。在农村，对于参加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对于未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二八减租”(领主得二，佃户得八)。同时，解放家奴，废除人身依附。在牧区，对于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归放牧的牧民所有；对于未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但减少牧主的剥削，增加牧民收入。

　　第二步是对参加叛乱领主的生产资料实行没收，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采取赎买的政策，国家出钱赎买他们的生产资料，无偿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农、牧主也分得一份生产资料。

　　在寺庙里，坚决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废除寺庙中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建立寺庙民主管理制度，保护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

　　1961年，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

旧西藏封建农奴制

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打着“人权卫士”的旗号，对过去封建农奴主剥夺藏族人民一切人权的黑暗、野蛮、残酷丝毫不加谴责，却不顾谎言一再被揭穿，四处散布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藏族人民丧失了人权。

　　然而，据有关史料表明，旧西藏占人口不到５％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农奴主，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耕地、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９０％。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１９５０年的西藏有１００万人口，其中没有住房的就达９０万人。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仅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２００多种。农奴为农奴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５０％以上，高者可达７０％到８０％。藏族民谚中描写道：“农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钱高；农奴面前三条路，逃荒、为奴和乞讨”。

　　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都高达２０％到３０％，使借贷者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 ”和以借贷人和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

　　１９５９年，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百万农奴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的权利。

英国侵藏战争

1888年光绪十四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清政府求和，英国要求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结束战争。1890年3月17日，中英二国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签订《中英藏印条约》，中方代表是驻藏帮办大臣升泰，英方代表是印度总督兰斯敦（Lansdowne）。通过这个条约，哲孟雄（锡金）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一切内政外交皆听命于英人。西藏由此失去藩篱，再无险可固；此外，条约划定藏哲边界，使西藏丢失了岗八宗以南的大片牧场和险要地区。西藏上层对此条约非常反对，向驻藏大臣衙门上禀帖谴责升泰的作为。1893年12月5日，由于藏印条约中的多个问题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在英国的压力下，清政府派何长荣与英国代表保尔（A. W. PAUL）在大吉岭签订《中英藏印续约》，其内容是：开放亚东为商埠，在五年内免纳进出口税；英人在该地享有领事裁判权；在哲孟雄游牧的藏人应照英国在哲孟雄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自此，英国人最终打开西藏的大门。
1895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土登嘉措亲政。由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一系列有损西藏的条约，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威信不断受到考验，西藏和清政府之间也逐渐疏远。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先对与涉外有瓜葛的人实行严厉惩治，凡查出确实与英人入侵有关的人或被处罚、或籍没、或入狱、或枭首。再是派人推到印度人在藏印边界上竖立的界碑，对印度进口货物依旧课什一税。1903年12月，由于对噶厦政府拒绝执行中英藏印条约[44]不满，英国军队再次侵入西藏。1904年3月31日，英国军队和藏军交火，运用机枪和大炮屠杀了700多人。4月中旬，英军进入了江孜地区，面对江孜宗山坚固的防御工事，英军从印度调来了4000多名援军和8门大炮，以及大量先进的穿甲炮弹。6月，西藏政府发布征兵广告以回击英军。刚接替裕钢驻藏大臣之职的有泰此时仍旧奉行妥协政策，对藏军进行多方约束和限制，向清政府提出“今欲折服其（西藏）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七月初，英军占领江孜，达赖喇嘛感到败局已成，便派人与英人接触以阻止其进犯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于7月27日率亲信被迫途经青海逃往蒙古，临走前指定嘎丹墀巴罗桑坚赞为代理摄政。但英军领率麦克唐纳仍旧率军前进，7月7日，英军攻陷江孜宗山，七月底渡过雅鲁藏布江。8月3日，荣赫鹏占领拉萨。达赖喇嘛的出走加之对西藏气候的不适应，英军不能在拉萨长驻。荣赫鹏找到驻藏大臣有泰，并拿出已经准备好的拉萨条约草案，要他诱逼西藏代表进行谈判。清政府革去了达赖的名号，命九世班禅曲吉尼玛（22岁）代替达赖名号，但班禅不接受，使到西藏群龙无首。英军在拉萨大肆劫掠，抢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经典，但找不到逼和对象。9月7日，统帅英军入侵西藏的上校荣赫鹏（F.E.Younghusband)，逼迫西藏哲蚌、色拉、噶尔丹三大寺的寺长罗生戛尔曾等人在拉萨签订了《拉萨条约》，代理摄政罗桑坚赞在《拉萨条约》上盖上了达赖喇嘛的印章。此时有泰上奏朝廷，说“达赖喇嘛兵败潜逃，声名狼藉”，请求褫革达赖喇嘛的封号，由班禅额尔德尼来拉萨掌理宗教事务。清政府于是下令“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有泰同时将拉萨条约的内容报告给清廷，条约公布后广泛引起公愤，俄国也对英国在西藏独家牟利提出质疑。于是清政府决定和英国商谈修改拉萨条约，赔款由清政府偿还。条约送北京，但清廷却坚持不在该约上签字。清政府派唐绍仪、张荫棠等赴印度同英方谈判，唐绍仪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侵犯。

西藏历史概况

 
吐蕃王朝 公元七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６１８－９０７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三百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 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 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 成果。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６４１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 （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 王”，后又晋封为“宾王”。 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公元７１０年 ，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 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 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８２１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 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 时在唐长庆元年（８２２年）和二年（８２３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 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 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西藏地区的分裂割据
    公元８４２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伐，战争连绵持续了四百余年。十三世纪中叶西藏统一于中国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 建立蒙古汗国。１２４７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 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 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 １２７１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１２７９年统 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 个行政区域。 １２６０年，元朝皇帝忽必烈（１２１５－１２９４年）即蒙古汗王位后，封贡嘎坚赞的侄子、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１２６４年，忽必烈设释教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院事。在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下，设有“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现今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辖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千户所。１２６５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并通过八思巴举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和１３个万户府的万户长。１２６８年、１２８７年和１３３４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还在西藏地区设立了１５个驿站，联成通往大都（今北京）的交通线，推行并确立了西藏地方的“乌拉”（意为徭役、差役）制度。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自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 府的管辖之下。十四世纪中叶，萨迦地方政权逐渐衰落。
    １３５４年，以降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帕竹时期，元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封降曲坚赞为大司徒。１３６８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 “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其间，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任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
    １６４４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 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达赖进京，１６５２年，五世达赖进京入见。１６５３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１７１３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
    １７２７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１７２１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１７５０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１７９３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达赖与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 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此后一百余年，二十九条章 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１９１１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 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 理。１９１２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１９１４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 ，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南京国民政府于１９２７年成立，１９２９年设立蒙藏 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在拉 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西藏地方政 府多次选派官员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中华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获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的任职，就是经由国民政府主席颁令批准的。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现行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西藏的社会改革，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 一；西藏各阶层僧俗人士和各地藏族领袖也表示坚决支持。从此，西藏历史翻 开了新的一页。
    １９５４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６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 会主任委员。１９５９年３月，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了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同年３月２８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不再被作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又经过几年的稳定发展，１９６５年９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两次入侵西藏：历史上的尼泊尔王国

    尼泊尔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南亚内陆国家。传说在两千多年前，加德满都谷地是一个大湖，湖面有一朵奇异的巨型莲花，散发着令人敬畏的光华。来自中国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希望这朵莲花绽放得更加绚烂，就用剑在湖南边的山背上劈开一个豁口，让湖水从那里排出，从而形成了加德满都谷地。此后，文殊又在谷地上建立了一座城，交给随行弟子掌管，尼泊尔这个国家从而建立。这个美好的神话用故事的形式揭示了尼泊尔的宗教传统，也展现了自古以来的中尼友好历史。
　　作为一个拥有近3000年历史的古老王国，尼泊尔先后经历了基拉特王朝(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4世纪)、李查维王朝(公元4世纪到13世纪)、玛拉王朝(公元13世纪到1769年)和沙阿王朝(1769年到现在)四个较大王朝的统治。与佛教共同发展、与中国交往密切、一直为抵抗外国侵略而战斗，成为尼泊尔历史的鲜明特征。
　　早期的尼泊尔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佛教的发展史。公元前6世纪左右，佛祖释迦牟尼在尼泊尔蓝毗尼诞生，因此尼泊尔也可以算作佛教的故乡。佛祖的降临使尼泊尔更增添了神圣色彩，一时间，各国信徒纷纷前来朝拜。公元前265年，印度历史上著名的国王阿育王为了朝拜佛祖，亲自带着女儿来到蓝毗尼。一心向佛的阿育王还专门在此地为佛祖建造了一座圣柱，并把女儿许配给了一位当地青年，以表示自己对佛祖的敬仰之情。
　　作为古代的佛教圣地，尼泊尔还引来了大批取经僧人。中国著名高僧法显和玄奘都曾到过尼泊尔，其中法显还进入了加德满都，并被邀请参观了当时的王宫。印度的一些著名高僧也纷纷前往尼泊尔，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印度高僧莲花生，公元750年左右，他从遥远的史瓦特(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沿着喜马拉雅山长途跋涉，翻山越岭，一直走到尼泊尔，上演了一段印度版的“东游记”。后来，莲花生又应吐蕃之邀，前往西藏，成为藏传佛教密宗的创始人。
　　公元4世纪，从印度入侵的李查维人在尼泊尔建立了李查维王朝，开始逐步推行印度教。不过在当时的尼泊尔，印度教与佛教两种信仰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公元8世纪，尼泊尔国王开始排斥佛教，使印度教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3世纪开始统治尼泊尔的是玛拉王朝，该王朝历代国王都尊崇印度教，不断地修建神庙，使印度教在尼泊尔的影响逐步超过佛教。到了18世纪，印度教在尼泊尔已占据主导地位。
　　在历史上，尼泊尔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很早就与中国展开了贸易通商。到李查维王朝时期，由于赤尊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中尼关系发展到一个顶峰。
　　传说，尼泊尔国王的女儿赤尊公主美若天仙，她的美名甚至传到了喜马拉雅山另一端的吐蕃王朝，当时吐蕃王松赞干布被她的美丽深深吸引，于是派专使来到尼泊尔求婚。公元639年，松赞干布终于赢得美人归，将赤尊公主封为王妃。佛教也伴随着赤尊公主来到了中国的西藏高原。而松赞干布的第二位妻子就是唐朝的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也把唐王朝的先进文化引进西藏。两位公主协力合作，改变了日后整个西藏的社会和文化。
　　此后，中尼友好关系一直持续。1260年，尼泊尔著名建筑师阿尼哥率领80名工匠来到西藏修建寺庙，由于技术精湛，后来他被元世祖忽必烈征召入京，专门修建皇家寺院，今天北京白塔寺中的白塔就是出自他之手。由于深受忽必烈赏识，阿尼哥在元朝官运亨通，先后担任过多个要职。阿尼哥等人回国后，将中国的文化也带回了尼泊尔。此后，中国龙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尼泊尔人的艺术作品中。
 　当然，尼泊尔与中国之间也有不愉快的经历。1769年，廓尔喀人征服了尼泊尔的玛拉王朝，建立起了沙阿王朝。尚武的廓尔喀人在统一尼泊尔过程中不断征战，领土不断扩张，鼎盛时期领土面积约为今天尼泊尔面积的三倍。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让廓尔喀人的野心大大膨胀，企图染指我国西藏。
　　1788年和1791年，廓尔喀侵略军两次入侵西藏，尤其是在第二次入侵中，由于清朝在西藏驻军不多，廓尔喀军队一度占领了后藏地区，并在扎什伦布寺大肆抢掠，达赖和班禅相继向乾隆皇帝求援。乾隆闻讯后急调大将军福康安率1万多名清军收复失地。福康安率军星夜兼程赶往西藏，每天要强行军18个小时，清军的迅速行动大大出乎廓尔喀侵略军的预料，结果清军“六战六捷，杀敌四千，收复后藏”，并乘胜打过喜马拉雅山，兵临加德满都城下。绝望中的廓尔喀国王不得不求和，表示愿意臣服清朝，永不再进入西藏。此后两国再未交兵。
　　英国武力征服失败，利用内讧控制尼泊尔
　　廓尔喀人的四处用兵严重削弱了沙阿王朝的实力，加上王室与贵族之间为王位的明争暗斗和互相倾轧使得沙阿王朝陷入了动荡之中。英国殖民者乘虚而入，并在1814年以印度为基地开始进犯尼泊尔。尼泊尔人民在首相比姆·森·塔帕的领导下奋起反抗，在卡朗和德瓦塔等战役中，沉重打击了英国入侵者，但终因人数和装备上的悬殊差距而战败。英国迫使尼泊尔签订了“塞格里条约”，强迫尼泊尔把南部大片土地割给印度，并要求尼泊尔在内政和对外贸易方面接受英国的监督。
　　尼泊尔人并没有屈服。塔帕加紧改编并训练军队，打造出了世界著名的廓尔喀兵团。由于尼泊尔的顽强抵抗，英国最终未能完全征服尼泊尔。
　　由于无法用武力征服尼泊尔，英国决定改变策略，在尼泊尔扶植代理人。英国先是挑拨贵族间的矛盾，煽动潘代家族将塔帕迫害致死。除去这一强敌之后，拉纳家族的忠格·巴哈杜尔又在英国人的唆使下，于1846年发动政变，夺取了尼泊尔的军政大权和世袭首相的地位。虽然尼泊尔国王没有被罢黜，但已没有任何权力，被软禁在王宫里。此后100多年，拉纳家族实际上掌握着尼泊尔的政权。
　　二战后，英国在尼泊尔的特权地位完全丧失，伴随着英国人的退出，拉纳家族政权很快崩溃。1950年，尼泊尔的大会党联合王室，迫使拉纳首相交出政权，结束了拉纳家族一个世纪的统治。尼泊尔国王特里布文颁布临时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尼泊尔历史开始向现代迈进。
　　然而，现代的尼泊尔历史也并不平静。上世纪60年代初，马亨德拉国王亲政，宣布禁止一切政党活动。此后近30年间，被禁的各政党不断进行反对君主制的斗争，直到1990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在民众的压力下恢复君主立宪的多党议会制，然而王室与政党间的长期对立、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早已在尼泊尔埋下了动荡的种子，并最终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结出了苦涩的果实。▲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specting Tibet），又称《藏印议订附约》或《中英藏印条款》，是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有关西藏事务的条约，为此前《中英藏印条约》等条约的改订条约。《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于1906年4月27日在中国首都北京签订。中文本原存于中华民国外交部，现寄存于台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房保存。

背景
1904年（光绪三十年）英国侵略西藏，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蒙古，英军于是逼迫三大寺代表等签定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对此清政府不予承认。英国不得不与中国重开谈判。
1905年2月，中英双方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谈判。清政府代表为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英国代表为英印政府外事秘书费礼夏。由于中方代表唐绍仪在谈判中坚持英国必须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英方代表认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唐绍仪遂提出中止谈判，并返回中国。9月，参赞张荫棠代替唐绍仪继任全权大臣继续谈判，仍无进展。直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4月，中英在北京重开谈判。在此期间，由于英国的政治变动，遂有所让步。27日，中英双方正式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同意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
[编辑] 条约内容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中英续订藏印条约
正约共六款，主要内容有：
1.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2.作为附约的《拉萨条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
3.所有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如与本约及附约无违背者，概应切实施行。

达赖喇嘛 - 各世达赖简介

哲蚌寺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中与班禅并列的两大宗教领袖之一，全称为“达赖喇嘛”。
达赖一世根敦朱巴（1391年－1474年）。是西藏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他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在后藏日喀则创建了扎什伦布寺，并担任该寺第一任法台。
达赖二世根敦嘉措（1475年－1542年）。一生曾任扎什伦布寺、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法台，并在西藏山南拉摩朗错（湖）畔创建了曲科甲寺。
达赖三世索南嘉措（1543年－1588年）。曾任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法台，并在康区理塘地方建立了春科寺。万历年间，蒙古可汗俺答邀请索南嘉措到青海传教，俺答本人和蒙古人民都改信了西藏格鲁派的佛教，并给索南嘉措赠送“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从此才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后来西藏黄教徒又追认根敦朱巴为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喇嘛）。俺答汗后又邀请索南嘉措到内蒙古传教，建立了锡勒图召（喇嘛寺），格鲁派信徒逐渐遍于内蒙古、外蒙古。
达赖四世云丹嘉措（1589年－1616年）。历代其他达赖都是藏族，唯有四世达赖是蒙古族。万历三十年（1602）被西藏三大寺代表迎回西藏，曾任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法台。
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1617年－1682年）。明末，他与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合谋，派人赴新疆密召蒙古顾实汗率部进入西藏，推翻了佛教噶举派（白教）法王和农奴主实力人物藏巴汗的统治。顺治九年（1652），达赖五世来到北京觐见清朝皇帝，次年返回西藏。返藏途中，清世祖派人送去金册金印，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达赖六世仓央嘉措（1683年－1706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顾实汗之孙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错之间发生冲突，拉藏汗杀第巴桑结嘉错，废黜达赖六世仓央嘉措。不久，达赖六世病逝，西藏也一度为新疆的蒙古准噶尔部所控制，直至康熙五十九年，清朝政府才恢复了对西藏的统治。达赖六世很有文学修养，他的抒情诗集在西藏民间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达赖七世噶桑嘉措（1708年－1757年）。康熙五十九年由清朝政府派往西藏平叛的军队护送到拉萨。雍正五年（1727），西藏地方又由西藏农奴主的实力人物噶卜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策划，发动武装叛乱，杀首席噶布伦康济鼐。雍正帝又派兵入藏平定了叛乱。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统治，雍正帝决定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其地位与达赖平等，在达赖之下仍设藏王一人，由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继任，受达赖与驻藏大臣的共同领导，处理西藏地方的日常政务。乾隆十四年（1749年），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阴谋叛乱，乾隆帝平定叛乱后，决定废除藏王制，政务由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受达赖与驻藏大臣的直接领导。
达赖八世强白嘉措（1758年－1804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人以边界课税纠纷为借口大举侵入西藏，占领了整个后藏地区，班禅七世丹白尼马从扎什伦布寺逃至拉萨避难。乾隆帝派福康安率军入藏，收复失地。次年，清军在西藏大败廓尔喀人，廓尔喀国王向清军投降，并立誓永不侵藏，清军乃从西藏撤回。为整顿西藏地方的政务，使其长治久安，乾隆帝令福康安与达赖八世强白嘉措、班禅七世丹白尼马协商，共同议定了《钦定西藏章程》（又名二十九条章程），对西藏的官制、司法、货币、税收、交通、宗教、军事、差役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是清朝政府对西藏地方事务的一次重大改革，该章程一直沿用到清末。
达赖九世隆朵嘉措，只活了十一岁。
达赖十世楚臣嘉措（1816年－1837年），只活了二十二岁。
达赖十一世凯珠嘉措（1838年－1855年），只活了十八岁。达赖十二世名成烈嘉措（1856～1875），只活了二十岁。他们都短命而死，是因为当时清朝政府已日趋腐败，驻藏大臣多老朽昏庸，西藏农奴主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逐渐激化，故这几世达赖都作了西藏大农奴主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达赖十三世土登嘉措（1876年－1933年）。在位初期，西藏受到英国侵略。他虽力主抵抗，但终因兵败而避难于外蒙古。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第二次条约签订后，清又重新取得对西藏的部分主权，达赖十三世也返回拉萨。但因与驻藏大臣发生矛盾，遂于1910年逃往印度，投靠了英国。辛亥革命后，重返西藏，在英国的保护下，重掌西藏地方政权。从此西藏处于半独立状态，达四十年之久。1933年，达赖十三世圆寂。南京国民政府以“致祭”为名，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入藏，追封达赖十三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黄慕松在拉萨曾与噶厦举行谈判。要求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服从中央；中央许可西藏自治；以及班禅九世回藏问题等，均没有获得什么结果。黄慕松返回内地时，留了一部分人，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达赖十四世丹增嘉措（1935年－）。出身于青海省湟中县的藏族农民家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达赖十四世曾派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举行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一部分农奴主为了抗拒民主改革，发动了武装叛乱。达赖十四世出走印度。
达赖喇嘛 - 达赖和班禅的关系
达赖和班禅是西藏黄教领袖宗喀巴的两大传承弟子，后来形成两个不同的传承系统。达赖、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系统，西藏佛教界认为，达赖是“欣然僧佛”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月巴墨佛”即无量光佛的化身。
达赖喇嘛这个称号，始于公元1578年。这一年蒙古俺答汗赠给格鲁派的哲蚌寺寺主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从此西藏历史上才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呼。“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意为“大师”。经清朝顺治皇帝于公元1653年的册封，达赖喇嘛这一封号就成为达赖系统的专用名称。
班禅这个称号，始于公元1645年。这一年蒙古固始汗赠给格鲁派扎什伦布寺寺主罗桑曲结以“班禅博克多”的尊称。“班”是梵文“班智达”（即学者）的简称；“禅”是藏语，意为“大”，二字合起来意为“大师”。公元1713年，清朝康熙皇帝册封班禅时的正式封号是“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语，意为“珍宝”。从此，班禅这一封号就成为班禅系统的专用名称。
藏传佛教格鲁派有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为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虽然不同，但达赖和班禅的宗教政治地位是平等的。达赖与班禅个人之间互为师徒，关系颇为密切。班禅方面：一世班禅为一世达赖之师；四世班禅为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班禅为六世、七世达赖之师；六世班禅为八世达赖之师；七世班禅为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为十三世达赖之师。
达赖方面：五世达赖为五世班禅之师；七世达赖为六世班禅之师；八世达赖为七世班禅之师；十三世达赖为九世班禅之师。
据说，寻觅灵童，主要遵照以下三点精神：
①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向东，暗示将转生东方；②乃穹（护法神）降神说达赖将转生东北汉人地方；②热振（大活佛之一，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观海，海内现一农家，位马路将尽处，门前巨柳一株，旁系白马，有妇人抱小儿立树下。热振将海中所现情景，请画师详细绘出，并派格桑活佛及古桑子二人，按图向东北方向寻访，费时二年之久。果然在青海寻获灵童家庭，当时的情景与热振观海所见的完全相同。于是，古桑子伪装阔商，格桑活佛扮作仆从，共至灵童家借宿。灵童对阔客竞不理采，而对“仆从”格桑活佛却表示好感，与他亲近，抚其面捋其须，并将其项间所挂念珠一串摘下说：“这是我的东西，现应归还我！”格桑活佛是十三世达赖亲近侍从，念珠确为达赖所赐。接着格桑等复出茶杯十多只，其中新旧参差，色泽亦不一致，让灵童自选，灵童不取其中最大最美的，而择一淡黄色旧杯，也是十三世达赖旧物。如此反复试验，无不应验，于是确认其为达赖化身

清末对藏新政

1905年1月，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奉命赴印加尔各答与英印政府上一修改条约事宜。英人派外交大臣费礼夏为全权代表同中国代表谈判。唐绍仪要求删去条约中的第九条，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但英人坚持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当时宗主权与主权分别被译为“上国”和“主国”，唐绍仪指出“查上国二字﹐英文系‘苏索伦梯’（Suzerainty，按今译宗主权），译言所管为属国，而属国自有治民之权，若自认为上国，则西藏等于韩、越、球、缅。主国二字，英文系‘骚付伦梯’（Sovereignty，按今译主权），译言臣民推为极尊，归其管辖，而各事可定者也。”双方争执不决，于是11月12日英方提出停止谈判。1906年4月，英方再次恢复和中方的谈判。27日，中国代表唐绍仪与英国代表萨道义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共六款，《拉萨条约》作为附约。条约第二款写明“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这段时期西藏政局甚为紊乱。张荫棠“领副都统”衔后，由清政府指派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进藏“查办藏事”。张荫棠入藏后，先向中央政府弹劾有泰以及其他相关十余名满汉官员。再提出治藏建设十九条及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11月29日，清廷下令革除有泰等人的职务。但“新政”建设未及实现，张荫棠便被调离西藏前去印度商定《藏印通商章程》。
1907年6月，中英双方谈判关于藏印通商章程事宜。谈判前，英方坚持要有权签字的西藏官员参加会议。尽管张荫棠识破其“志与藏人直接，不欲我国干预”，“若一经承认直接交涉，西藏即成独立国性质”，但势弱之下只便增派西藏噶伦汪曲结布，携带噶厦议事签字全权文凭赴会。1908年4月20日，中英双方签订《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9]，共十五款。中方代表张荫棠，英方代表韦礼敦代表各自政府在条约上签字，“西藏大吏选派嘎布伦汪曲结布为掌权之员”后“秉承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
1910年2月，钟颖统帅二千余名川军抵藏，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出走内地的达赖喇嘛，开始驻锡青海塔尔寺，后听德尔智之言前去外蒙古库伦，受到俄国礼遇。为防备达赖喇嘛亲俄，清政府同意恢复其名号，同时派蒙古王公前往宣慰，并准备送其回塔尔寺再则日返藏。时值拉萨条约的谈判时期，英国反对达赖此时返藏。清廷最后令其移居五台山。后清政府为给慈禧太后祝寿，召达赖喇嘛进京。达赖喇嘛抵京之后，请求今后有直接向中央奏事之权，以摆脱驻藏大臣的约束。但清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仅加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自在佛”，并年给廪饩银一万两。在见慈禧太后之时，达赖喇嘛被要求行跪拜之礼，使其朝见规格低于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达赖喇嘛随后返藏，约见帮办大臣温宗尧，希望其令川军停止越轨行为。温宗尧同意约束川军不再骚扰百姓，不侵害达赖喇嘛固有地位。达赖喇嘛遂将在各地阻击川军的藏军调回拉萨，并奏谢朝廷封赏，恢复对驻藏大臣的一切供应。但驻藏大臣联豫对达成的意见多加指责，并拒绝在给达赖喇嘛的复信上签字盖章。是时，拉萨盛传联豫的卫队向群众开枪，达赖喇嘛感到形势严峻，于2月12日夜在布达拉宫召开紧急会议，午夜后再次出走。2月21日，达赖喇嘛由亚东英商务处代理麦克唐纳引至印度。联豫反而奏报朝廷，再次褫夺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和部分官员的官阶品第。

西藏近代史

辛亥革命到来，使得西藏的局势发生大逆转。 1912年初，流亡印度原被解除称号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借机策动事变，达赖喇嘛发布《告民众书》“（汉人）固当驱除净尽……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达桑占东承达赖之意组成一万名“西藏民军”，围攻江孜、亚东、日喀则等地的清军。一时间，汉族人在西藏地区遭到藏族极端分子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杀，达赖喇嘛乘机排除清朝中央政府的官员影响，单独执政。最后驻拉萨清军败于印度的英国军队和西藏地方军，经过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调停，清军被解除武装。 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到了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达赖喇嘛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了他对西藏的统治。西藏特使在乌兰巴托签署《藏蒙条约》，宣示蒙古、西藏互相承认各由中国独立出来。
1913年2月14日、藏历水牛年正月初八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圣地佛谕，文告的内容涉及西藏的体制改革、实行新政等内容。也因为文告的这个性质，部份学者将此份文件看作是西藏的独立宣言（Proclam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ibet）。水牛年文告是达赖喇嘛的一个内部讲话，当时尚未有外人知道，没有公开宣布。直到1932年，文告才以用信件的形式公布。文告的现行版本多引自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范普拉赫曾表示引文来自夏格巴的私人收藏档案。文告中“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信教的独立国家”（英文：We are a small, religious, and independent nation）语句被学者反复引用论证，时常被认为是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的重要宣示。
英国不愿意西藏政府与中国政府发展直接关系。故谋划了于1913-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有中、英、藏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与亲英的西藏代表夏扎·班觉多吉背着民国中央政府私下用秘密换文的形式，在地图上划了一条实际长达850英里的边境线，把中国门隅、珞瑜、察隅三个地区共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这条由英殖民者一手操纵的、中国任何一届中央政府、任何政党都未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为以后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1914年，英藏签订《西姆拉条约》，卫藏获得完全的自治，但又说明：“外国政府”一词并不包括中国。英、藏代表签署了该条约，而中国代表陈贻范则拒绝签署。除此之外，在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的单方协定中，西藏的“东南边境特区”被割让给了印度，也就是藏南地区（现在的印度阿鲁那恰尔邦）。虽然英国获得了好处，但并没有像西藏预想的那样，支持西藏独立建国，而横英国卖给西藏来福枪、弹药，后来则拒绝出售机枪、火炮。印度面对来自西藏的请求时，表现更为冷漠。
当一战爆发及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乱局，西方各国与军阀都无暇理会西藏问题，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无压力下管治西藏直至他1933年去世。当时，西藏的政府控制卫藏和西康，与现时西藏自治区相约。 西藏不断扩军，在康区部署了绝大部分的军队（数万人），这也导致西藏在北部地区，无法有力维持边境。1917年，在康区的冲突中，西藏噶厦取得了胜利，占领了昌都、德格等地。随着继续扩军，噶厦无力维持飞涨的军费开支，转而向后藏扎什伦布寺第九世班禅喇嘛要求巨额税收，班禅喇嘛抗议无果后，于1923年12月，出走内地，随后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接待。由于新兴的少壮军官热衷于西化，与西藏传统势力的冲突不断加剧，最后导致这些军官先后被免职，藏军此后走向衰落。但由于中国经历着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西藏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50年代初。
1937年12月1日，达赖去世后，九世班禅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的5000人护卫队护送回藏，但在回藏的途中在青海玉树圆寂。1938年9月24日，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共13条。重申金瓶掣签制度。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等圆寂后，应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转世灵童访获后，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分别掣签等等。 1940年1月15日，吴忠信一行抵达拉萨。1月26日，热振呈请对达赖转世灵童拉木登珠免于金瓶掣签，吴忠信向中央转报核准，同时于罗布林卡察看了灵童。1月31日，行政院长蒋中正向国民政府呈请发布明令准拉木登珠继任十四达赖喇嘛。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名：“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甚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于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拨给40万元作为坐床典礼经费。最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未经过金瓶掣签，吴忠信也未主持坐床仪式 [45]。
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国民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1942年7月，西藏政府宣布成立“外交局”，并以断绝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供应相威胁，迫使驻藏办事处与其发生联系。当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将这一情况紧急报告国民政府，并在报告电文中指出：“查外交局性质系与外国洽办事件之机关，今噶厦告职须向该局洽办一切事件，是视中央为外国，示西藏为独立国，如我予以承认，则前此国际条约所订西藏为中国领土之文无形失消，而西藏与外国所订明密各约未为中央所承认者，无形有效。事关重大，中央似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中央驻藏官员仍须照旧与噶厦接洽一切事件。”1942年8月5日，蒙藏委员会向西藏噶厦转达了行政院训令：“对藏方为处理地方涉外事务而设置机构应遵守的原则：（甲）有关国家利益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秉承中央意旨处理；（乙）中央与西藏一切往还接洽方式，仍应照旧，不得经由上述外务机构。”并电令驻藏办事处“仍照旧例接洽，不得与‘外交局’发生任何联系。”1943年，西藏召开民众大会，对“外交局”事接受中央政府意见，收回原议，表示“西藏应与中央保持感情，不应与中央西藏办事处断绝关系。”并责成西藏驻京办事处总代表阿旺坚赞等向国民政府主席面呈此意。
1949年6月2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准予宫保慈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命令。8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主持十世班禅坐床典礼，并颁赐金印及礼品。坐床大典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李宗仁代总统致谢，电文曰：“班禅世受国恩，倍蒙优渥，此次蒙钧座颁布明令，特准继承九辈法统。即承特派关专使吉玉、马副使步芳莅青主持坐床典礼，复荷礼连旺加，赐颁厚祝。拜领之余，良深铭感。遵已于八月十日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今后只有一本历辈班禅倾诚中央，庇护众生之一贯意志，竭尽天职，努力以赴，以期仰答优崇无上之德意。”
1949年10月1日，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控制区域仍未及于西藏等地区，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1949年11月2日，噶厦政府致函毛泽东，表示希望进行会谈，派遣了孜本夏嘎巴、孜江堪穷?土登嘉波二人为代表。两人在香港签证时，获得中共政府的通知：即将到任的中共驻印度德里大使将与他们会谈。中共方面代表声明：“西藏的国防由中共政府负责，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承认上述条件后，代表们为了作出决定可以前往北京。”噶厦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由此和谈未能进行。
1950年10月7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进攻，八千余人的藏军不敌战败。两天后解放军继续向昌都进军，俘获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46]同日，噶厦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呈交报告：“西藏人民已清楚无力阻挡中共军队的前进，西藏人已应允与共产党政府进行和谈。虽然长久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欲要战胜熟练于战争的共产党军队的希望并不大，但我们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发生侵略行为，联合国是必定会帮助予以抗击的。”1950年10月17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丹增嘉措提前正式继位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迫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避难。[45] 1951年4月，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
近代历史上，尽管西藏获得了实际自治，但在国际关系中，西藏往往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47][48][49][50][51]超过半数的藏族和十来个不同民族混居在不受达赖政府管辖的临近省份[52]

西藏历史文化大事记年（一）

约50000年前
　　西藏定日县东南苏热山和申扎县雄梅区珠洛勒河谷有古人类活动。
　　约10000年前
　　西藏申扎县多格则和日土县扎布地区有古人类活动。
　　约7000－5000年前
　　西藏申扎县、班戈县色林措湖南岸有古人类活动。
　　约6000年前
　　黄河上游河曲一带有古人类活动，留有拉乙亥文化遗址。
　　约5000年前
　　西藏申扎、班戈、那曲、双湖、普兰、日土、吉隆等地有古人类活动。
　　约5000－4000年前
　　西藏昌都卡若、恩达以及林芝县尼洋河流域、墨脱县等地有古人类活动，建半地穴环底、平底泥木墙房屋及半地穴石墙房屋，有石铲、石斧、石锄、切割器、研磨器等工具及矛、箭镞等武器，会制作石器、陶器、骨器，已能饲养家畜和种植谷物，并建石棺墓葬。青海河湟地区有“马家窑文化”人定居，以农业为主，处于母系社会晚期。
　　约4000－3000年前
　　拉萨北郊曲贡、林芝、琼结县等地有古人类活动，住地穴，会制作石器、骨器、陶器，陶罐上有图案纹饰，建石棺墓，从事采集，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甘青地区有许多羌人部落活动。有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遗址。
　　约公元前976年周穆王元年
　　周穆王西巡，到过青海河源一带，与沿途古羌人部落来往，收取贡品。可能与藏北、阿里一带的古羌人部落有过联系。
　　约公元前500年周敬王二十年
　　西藏地区出现许多部落集团，以姓氏为部落名号，出现“蕃喀”（bod－kha）、“蕃康”（bod－khams）等地域名称。
　　约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
　　聂墀赞普从波密地区移居到西藏山南雅隆河谷，被推举为雅隆部落联盟首领，成为吐蕃王室的第一代赞普。从他开始雅隆部落联盟的首领实行世袭。苯教西藏地区流行。聂墀赞普以苯教师协助管理部落政务。兴建雍布拉康，作为王室住所。
　　公元初
　　雅隆部落止贡赞普在位时政治、经济、文化都有较大发展，饲养牦牛、犏牛、黄牛，开渠引水灌溉农田，伐木烧炭，冶炼铜铁金属，锻造兵器、犁铧，造船渡河，兴建秦瓦达孜城堡，从象雄传入恰苯教法。止贡赞普与臣下罗昂达孜比武被弑。其子布岱贡杰为父复仇，攻杀罗昂达孜，夺回王位，并为其父建造陵墓。
　　公元1世纪
　　雅隆部落意肖勒在位时，以“突”（dor，二牛耦耕，一天所能耕的地）为单位计算土地面积，开垦河谷为农田，农业有了很大发展。
　　公元3世纪中期
　　雅隆部落拉托托日年赞时，有印度医生到雅隆地区传播医药学及勘舆学知识，还有印度僧人带来《百拜忏悔经》、《稻杆经》等佛教经典及佛塔等，雅隆王臣不能理解其意义，将其作为玄秘宝物供奉起来。
　　公元313年晋愍帝建兴元年
　　鲜卑吐谷浑部移居河湟地区。
　　公元6世纪末
　　雅隆部落达日年色在位时，从吐谷浑请来医生治病，眼睛瞎而复明，大臣赤多热朗尊制定度量衡单位以适应农牧产品交换的需要。赞普囊日伦赞在位时雅隆部落吞并附近诸小邦，将势力扩张到拉萨河流域。

西藏历史文化大事记年（三）

1277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藏历第五饶迥火牛年
由真金太子代表忽必烈任施主，八思巴召集卫藏僧俗十万人在曲弥举行大法会。雄译师多吉坚赞遵八思巴之命译出《诗镜论》，并将印度文学剧本《龙喜记》译成藏文。
1280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藏历第五饶迥铁龙年
达垅巴·桑结温建羊官寺。元朝在西藏设立乌思藏纳里速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西藏军政、驿站。年底，八思巴在萨迦圆寂。桑哥率元朝军队入藏攻破甲若宗，处死本钦贡噶桑布。元朝在卫藏设立驻军。忽必烈派遣招讨使都实等经河州、贵德到星宿海，考察黄河河源，绘制河源地图以献。
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藏历第五饶迥铁蛇年
八思巴的侄子达玛巴拉继任萨迦教主。因萨迦家族内争，忽必烈下令流放八思巴的侄子达尼钦波桑波贝到江南居住。元朝设置甘肃行省，治甘州，辖甘、肃、西宁等州。
1282年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藏历第五饶迥水马年
达玛巴拉到北京，元朝封其为帝师。
1283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藏历第五饶迥水羊年
噶玛拔希在粗浦寺圆寂。
1284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藏历第五饶迥木猴年
噶玛巴·攘迥多吉在后藏贡塘地方出生。
1285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藏历第五饶迥木鸡年
邬坚林巴在桑耶和协扎掘出《五部遗教》和《莲花遗教》。忽必烈命达玛巴拉等藏汗高僧在大都勘校藏、汉文佛教典籍，编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八思巴的弟子汉僧胡将祖将《新吐蕃书·吐蕃传》译成藏文，由仁钦扎国师1325年在临洮刻版印行。
128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藏历第五饶迥火猪年
止贡派与萨迦派发生武装冲突。达玛巴拉去世。元朝封萨迦派僧人意希仁钦为帝师。元朝封章吉驸马为宁濮郡王，镇西宁。
1288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藏历第五饶迥土鼠年
噶玛巴·攘迥多吉由其父母领到粗浦寺，由噶玛拔希的弟子邬坚巴主持认定攘迥多吉为噶玛拔希的转世，这是藏传佛教首次实行活佛转世。忽必烈任命藏族人桑哥为宰相，整顿财政。元朝改总制院为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行政事务。
1290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藏历第五饶迥铁虎年
忽必烈派镇西武靖王搠思监率兵入藏，与萨迦本钦阿迦伦合兵攻破止贡，烧毁止贡寺大殿。
1291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藏历第五饶迥铁兔年
元朝封萨迦派僧人扎巴俄色为帝师。
1292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藏历第五饶迥水龙年
因蒙古贵族大臣控告，桑哥被下狱处死。
1294年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藏历第五饶迥木马年
觉丹热智利用弟子从大都送来的财物、纸墨等编定抄写成纳塘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
1295年元成宗元贞元年藏历第五饶迥木羊年
元成宗命胆巴国师住持大都大护国仁王寺。
1298年元成宗大德二年藏历第五饶迥土狗年
元成宗准许被忽必烈流放到杭州的八思巴的侄子达尼钦波贝返回萨迦，承认他为萨迦款氏家族的血统，命其繁衍后裔。
1303年元成宗大德七年藏历第五饶迥水鼠年
胆巴国师随元成宗出巡上都，胆巴国师在上都去世。
1304年元成宗大德八年藏历第五饶迥木龙年
元朝封萨迦派僧人仁钦坚赞为帝师。
1305年元成宗大德九年藏历第五饶迥木蛇年
元朝封萨迦派僧人桑结贝为帝师。
1306年元成宗大德十年藏历第五饶迥火马年
达尼钦波桑波贝受戒出家，任萨迦寺法座。
1312年元仁宗皇庆元年藏历第五饶迥水鼠年
元仁宗追封胆巴国师为大觉普慧广照无上帝师。
1315年元仁宗延佑二年藏历第五饶迥木兔年
多吉杰波任止贡寺法座，修复止贡寺大殿。元朝封达尼钦波桑波贝之子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为帝师。
1322年元英宗至治二年藏历第五饶迥水狗年
帝师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返回西藏受比丘戒，任命绛曲坚赞任帕竹万户长。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在1325年返回大都前将萨迦款氏家族划分为四个拉章。元朝以萨迦派僧人旺秋坚赞代理帝师。
1325年元泰定帝泰定二年藏历第五饶迥木牛年
元朝平定朵甘思参卜郎部落之乱，在朵甘思设置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俗称朵甘思宣慰司。改在河州的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为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俗称朵思麻宣慰司。
1327年元泰定帝泰定四年藏历第六饶迥火兔年
帝师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在北京去世，元朝以其弟贡噶勒贝迥乃坚赞贝桑布继任帝师。邬坚衮波建成类乌齐寺大殿。
1328年元文宗天历元年藏历第六饶迥土龙年
萨迦派喇嘛丹巴·索南坚赞开始撰写《王统世系明鉴》。
1331年元文宗至顺二年藏历第六饶迥铁羊年
噶玛巴·攘迥多吉应召前往大都传法。
1333年元顺帝元统元年藏历第六饶迥水鸡年
贡噶勒贝迥乃坚赞贝桑布在北京去世，元朝封其弟贡噶坚赞贝桑布为帝师。
1334年元顺帝元统二年藏历第六饶迥木狗年
噶玛巴·攘迥多吉巡礼五台山后动身返回西藏。
1336年元顺帝至元二年藏历第六饶迥火鼠年
元朝再次遣使入藏迎请噶玛巴·攘迥多吉进京。
1338年元顺帝至元四年藏历第六饶迥土虎年
阿里雅泽王索南德修复雍布拉岗宫堡，由帝师贡噶坚赞派人开光。噶玛巴·攘迥多吉到达北京。
1339年元顺帝至元五年藏历第六饶迥土兔年
噶玛巴·攘迥多吉在汉地去世。
1340年元顺帝至元六年藏历第六饶迥铁龙年
邦译师在萨迦本钦南喀丹巴资助下将印度长诗《云使》译成藏文。噶玛巴·乳必多吉在工布地区出生。
1346年元顺帝至正六年藏历第六饶迥火狗年
蔡巴万户长贡噶多吉开始撰写《红史》。
1348年元顺帝至正八年藏历第六饶迥土鼠年
蔡巴·贡噶多吉出资写造大藏经。
1349年元顺帝至正九年藏历第六饶迥土牛年
帕竹·绛曲坚赞开始兴建泽当寺，派使者到大都朝贡，元顺帝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
1353年元顺帝至正十三年藏历第六饶迥水蛇年
蔡巴·贡噶多吉迎请布顿仁钦珠，为蔡巴藏文大藏经开光。
1356年元顺帝至正十六年藏历第六饶迥火猴年
元朝遣使入藏迎请噶玛巴·乳必多吉。
1357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藏历第六饶迥火鸡年
宗喀巴·洛桑扎巴在青海湟中诞生。
1358年元顺帝至正十八年藏历第六饶迥土狗年
雅德班钦建艾旺曲德寺，噶玛巴·乳必多吉应召，动身去大都北京。帝师贡噶坚赞贝桑布在北京去世，元朝遣使送其遗骨回藏，并封其侄喇钦索南洛追为帝师。
1359年元顺帝至正十九年藏历第六饶迥土猪年
雅德班钦建俄尔艾旺寺。噶玛巴·乳必多吉经过宗喀地区时，为父母带领前来拜见的宗喀巴传授了五戒。
1360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年藏历第六饶迥铁鼠年
噶玛巴·乳必多吉抵达北京，为元顺帝父子等人传法。
1362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藏历第六饶迥水虎年
宗喀巴被父母送到夏琼寺，以敦珠仁钦为师受戒出家。隆钦巴著《隆钦教法史》。
1364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藏历第六饶迥木龙年
布顿·仁钦珠、大司徒绛曲坚赞去世。噶玛巴·乳必多吉动身回藏。
1365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藏历第六饶迥木蛇年
大司徒绛曲坚赞的侄子释迦坚赞继任帕竹第悉。
1367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藏历第六饶迥火羊年
仁蚌巴·诺布桑波担任施主，兴建绒绛钦寺。
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藏历第六饶迥水鼠年
萨迦派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国公南喀丹巴等到南京朝见明太祖，明朝封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授乌思藏政教首领六十人官职，设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宗喀巴从夏琼寺动身到西藏学佛。
1373年明太祖洪武六年藏历第六饶迥水牛年
明朝封帕竹政权的第悉释迦坚赞为灌顶国师。当年第悉释迦坚赞去世。
1374年明太祖洪武七年藏历第六饶迥木虎年
帕竹第悉释迦坚赞的侄子扎巴绛曲以丹萨替寺的京俄兼任帕竹第悉。宗喀巴在聂塘拜见萨迦喇嘛丹巴索南坚赞，听受密法灌顶。
1375年明太祖洪武八年藏历第六饶迥木兔年
宗喀巴在桑浦寺以《现观庄严论》立宗答辩。又去夏鲁、纳塘、萨迦等地学法。
1376年明太祖洪武九年藏历第六饶迥火龙年
宗喀巴在江孜则钦寺拜仁达哇·宣努洛追为师学习《俱舍论》，又随仁达哇到桑丹林寺，学习《入中论》。
1381年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藏历第六饶迥铁鸡年
扎巴绛曲辞去帕竹第悉职务，由其弟索南扎巴继任。
1383年明太祖洪武十六年藏历第六饶迥水猪年
噶玛巴·乳必多吉在工布去世。
1384年明太祖洪武十七年藏历第六饶迥木鼠年
噶玛巴·得银协巴在娘波地区出生。
1385年明太祖洪武十八年藏历第六饶迥木牛年
索南扎巴辞去帕竹第悉职务，由其弟扎巴坚赞继任。
1388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藏历第七饶迥土龙年
明太祖封帕竹第悉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宗喀巴著《现观庄严论狮子贤释注疏——善说金珠》，并从此时起，在法会上改戴黄色桃形僧帽。
1395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藏历第七饶迥木猪年
绛达·南杰札桑在后藏昂仁出生，他著有《八支集要如意珍宝论》、《医学本续论》、《医宗宝灯》、《体系派历算广论》、《推算日月食难点广论》等，发展成为藏医药学的北方学派。
1402年明惠帝建文四年藏历第七饶迥水马年
宗喀巴在热振寺著《菩提道次第广论》。
1405年明成祖永乐三年藏历第七饶迥木鸡年
宗喀巴在强巴林寺著《密宗道次第广论》。
1406年明成祖永乐四年藏历第七饶迥火狗年
明成祖封帕竹第悉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并赐玉印、白金等。噶玛巴·得银协巴应明成祖召请，随太监候显等人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安徽，年底时乘船抵达南京。明成祖派军民百姓隆重迎接，宴请于华盖殿。
1407年明成祖永乐五年藏历第七饶迥火猪年
明成祖封馆觉地方政教首领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为灌顶国师护教王，封灵藏地方政教首领著思巴儿监藏为灌顶国师赞善王，均赐金印、诰命等。明成祖命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等重设驿站。噶玛巴·得银协巴受命在南京灵谷寺为明太祖夫妇念经荐福，明成祖封他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并同时封其弟子三人为大国师。噶玛巴·得银协巴又去五台山巡礼，并在显通寺设大斋，为明成祖新去世的皇后荐福，然后返回南京，明成祖对他厚加赏赐。
1408年明成祖永乐六年藏历第七饶迥土鼠年
噶玛巴·得银协巴从南京动身回藏。明成祖派人召请宗喀巴进京，宗喀巴因身体不好及准备举办拉萨祈愿大法会而复信婉词谢绝，依照明朝迎请使者的建议，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自己进京朝见。宗喀巴率徒众修缮拉萨大昭寺，为寺内觉卧佛像新制头饰。
1409年明成祖永乐七年藏历第七饶迥土牛年
由阐化王扎巴坚赞任施主，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有数万僧俗参加的祈愿大法会，会后宗喀巴在拉萨东北建甘丹寺，标志格鲁派正式形成。
1410年明成祖永乐八年藏历第七饶迥铁虎年
明成祖以太监候显从西藏带回的藏文大藏经为底本，在南京刻印藏文大藏经，并分赠噶玛巴·得银协巴、宗喀巴、大慈法王等人。
1413年明成祖永乐十一年藏历第七饶迥水蛇年
萨迦派首领贡噶扎西坚赞到南京朝见，明成祖封他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明成祖还封萨迦派首领南喀勒巴为辅教王，封止贡派首领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
1414年明太祖永乐十二年藏历第七饶迥木马年
根敦珠巴在山南拜宗喀巴为师。随宗喀巴到拉萨，遵宗喀巴指示热振学戒律。1415年噶玛巴·得银协巴在西藏去世。
1416年明成祖永乐十四年藏历第七饶迥火猴年
宗喀巴的弟子嘉央曲杰在拉萨地方首领吉雪巴资助下建哲蚌寺。噶玛巴·通哇敦丹在昌都地区出生。
1418年明成祖永乐十六年藏历第七饶迥土狗年
江孜地方首领热丹贡桑帕巴建造巨幅缎制佛像，并在宗喀巴的弟子克珠杰等僧人的协助下动工兴建江孜白居寺。
1419年明成祖永乐十七年藏历第七饶迥土猪年
释迦也失在拉萨北郊建色拉寺。宗喀巴在甘丹寺圆寂，其弟子贾曹杰继任甘丹寺法座。
1432年明宣宗宣德七年藏历第七饶迥水鼠年
阐化王扎巴坚赞去世，由其弟丹萨替寺京俄索南坚赞主持，由他们的侄子扎巴迥乃继任帕竹第悉。
1434年明宣宗宣德九年藏历第七饶迥木虎年
京俄索南坚赞去世，扎巴迥乃之父且萨桑结坚赞图谋取代儿子出任帕竹第悉，造成帕竹政权的动乱。且萨桑结坚赞失败后逃到雅郊地方居住。明宣宗封释迦也失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班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帕竹家族发生内乱，仁蚌巴·诺布桑波趁机扩大势力控制后藏地区。克珠杰著《时轮大疏无垢光明》。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
1437年明英宗正统二年藏历第七饶迥火蛇年
根敦珠巴著《量理庄严论》。
1439年明英宗正统四年藏历第七饶迥土羊年
舒卡哇·年美多吉生于前藏塔波地区的拉托舒卡地方，他著有《四部医典广注·水晶彩函》、《珍宝药物识别》、《药味论》等，发展成为藏医药学的南方学派。
1440年明英宗正统五年藏历第七饶迥铁猴年
明朝正统皇帝封帕竹第悉扎巴迥乃继任阐化王。
1443年明英宗正统八年藏历第七饶迥水猪年
帕竹第悉扎巴迥乃将其父且萨桑结坚赞迎回乃东居住。
1444年明英宗正统九年藏历第七饶迥木鼠年
宗喀巴的弟子喜饶桑波创建昌都强巴林寺。
1445年明英宗正统十年藏历第七饶迥木牛年
帕竹第悉阐化王扎巴迥乃去世。帕竹第悉一职空位3年。
1446年明英宗正统十一年藏历第七饶迥火虎年
且萨桑结坚赞向明朝请求“借袭”阐化王，得到明英宗批准。
1447年明英宗正统十二年藏历第七八饶迥火兔年
根敦珠巴在琼结巴·班觉桑布的支持和资助下在日喀则西边建扎什伦布寺。
1448年明英宗正统十三年藏历第八饶迥土龙年
帕竹第悉扎巴迥乃之弟贡噶勒巴继任帕竹第悉。珠钦·唐东杰布为德格大寺奠基，动工修建。1449年发生“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扣押，故明朝无暇顾及封授贡噶勒巴，阐化王一职由且萨桑结坚赞继续“借袭”。
1458年明英宗天顺二年藏历第八饶迥土虎年
且萨桑结坚赞去世。
1464年明英宗天顺八年藏历第八饶迥木猴年
吞米·贡噶南杰兴建贡噶曲德寺。根敦珠巴在扎什伦布寺写造藏文大藏经《甘珠尔》。
1469年明宪宗成化五年藏历第八饶迥土牛年
明宪宗遣使入藏封贡噶勒巴为阐化王。贡噶勒巴与其子仁钦多吉失和，帕竹政权再次发生混乱。根敦珠巴著《戒律论注疏珍宝缨络》。
1472年明宪宗成化八年藏历第八饶迥水龙年
吐米·伦珠扎西建扎囊强巴林寺。
1473年明宪宗成化九年藏历第八饶迥水蛇年
索南僧格建达那图丹南杰林寺。
1474年明宪宗成化十年藏历第八饶迥木马年
贡噶顿珠建拉萨上密院。
1476年明宪宗成化十二年藏历第八饶迥火猴年
桂译师·宣努贝开始撰写《青史》。恰译师·仁钦却杰著《新旧词辨异——丁香帐》。
1480年明宪宗成化十六年藏历第八饶迥铁鼠年
仁蚌巴·顿月多吉利用帕竹家族内争，进兵乃东，掌握帕竹政权的实权。
1481年明宪宗成化十七年藏历第八饶迥铁牛年
仁蚌巴·顿月多吉逼迫贡噶勒巴退位，由贡噶勒巴之侄子阿格旺波继任帕竹第悉。当时帕竹朗氏家族只剩他一个男性后裔，故臣下请求他娶妻繁衍后代，从此帕竹第悉一职改由父子世袭。
1490年明孝宗弘治三年藏历第八饶迥铁狗年
帕竹第悉阿格旺波去世，其子阿旺扎西扎巴年3岁，故由噶玛噶举红帽系四世活佛却吉扎巴出任丹萨替寺京俄，代理帕竹政权政务，由仁蚌巴·措杰多吉以丹萨替寺京俄的代表的身份在乃东掌管行政事务。当年，却吉扎巴在仁蚌巴·顿月多吉的资助下在拉萨北面兴建羊八井寺，成为噶玛噶举派的另一个主要寺院。
1494年明孝宗弘治七年藏历第八饶迥木虎年
贡噶坚赞著《噶当派教法史》。
1495年明孝宗弘治八年藏历第八饶迥木兔年
藏宁巴·海如嘎著《米拉日巴传》。
1498年明孝宗弘治十一年藏历第八饶迥土虎年
仁蚌巴·顿月多吉下令禁止格鲁派拉萨三大寺僧人参加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长达19年。
1499年明孝宗弘治十二年藏历第八饶迥土羊年
阿旺扎西扎巴继任帕竹第悉。
1503年明孝宗弘治十六年藏历第八饶迥水猪年
噶玛噶举红帽系四世活佛在仁蚌巴的支持下在拉萨西北建羊巴井寺。
1509年明武宗正德四年藏历第九饶迥土蛇年
根敦嘉措在山南建曲科杰寺。
1512年明武宗正德七年藏历第九饶迥水猴年
明朝封阿旺扎西扎巴为阐化王。根敦嘉措任扎什伦布寺住持。
1514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藏历第九饶迥木狗年
夏鲁译师·却迥桑布著《正字法宝匣》。
1515年明武宗正德十年藏历第九饶迥木猪年
从本年开始，以帕竹第悉阿旺扎西扎巴为首的前藏地方首领和以仁蚌巴为首的后藏地方首领发生多年混战。
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藏历第九饶迥火牛年
帕竹第悉阿旺扎西扎巴的支持者在江孜、南木林击败仁蚌巴的军队，阿旺扎西扎巴下令恢复格鲁派僧人组织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的权利。根敦嘉措任哲蚌寺住持，从此其历辈转世（历辈达赖喇嘛）都要担任哲蚌寺住持，达赖喇嘛成为哲蚌寺的寺主活佛。
1518年明武宗正德十三年藏历第九饶迥土虎年
根敦嘉措主持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阐化王扎西扎巴将其在哲蚌寺的一座别墅赠给根敦嘉措作为住所，更名为甘丹颇章。
1521年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藏历第九饶迥铁蛇年
仁蚌巴·阿旺济扎著《藻饰学——智者耳饰》及《诗镜注——狮子吼音》。
1524年明世宗嘉靖三年藏历第九饶迥木猴年
红帽系四世活佛却吉扎巴去世，帕竹第悉阿旺扎西扎巴的幼子扎巴迥乃出任丹萨替寺京俄，从此丹萨替寺京俄一职又由帕竹朗氏家族的人担任。
1525年明世宗嘉靖四年藏历第九饶迥木鸡年
根敦嘉措兼任色拉寺住持，此后历辈达赖喇嘛照例也要担任色拉寺的住持。班钦索南扎巴著《中观总义》。
1529年明世宗嘉靖八年藏历第九饶迥土牛年
班钦索南扎巴著《格鲁派教法史》。
1531年明世宗嘉靖十年藏历第九饶迥铁兔年
帕巴桑结在工布兴建扎西盘德寺。
1538年明世宗嘉靖十七年藏历第九饶迥土狗年
班钦索南扎巴著《新红史》。
1545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藏历第九饶迥木蛇年
巴俄·祖拉陈瓦著《洛扎教法史——智者喜宴》，至1564年成书。
1548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藏历第九饶迥土猴年
仁蚌巴·阿旺济扎任命其家臣辛厦巴·次旦多吉为桑珠孜宗本。
1553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藏历第九饶迥水牛年
当仁蚌巴·阿旺济扎与拉堆绛家族作战时，辛厦巴·次旦多吉突然袭击仁蚌巴的后方，杀死仁蚌巴·阿旺济扎的儿子，双方随即发生混战。
1557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藏历第九饶迥火蛇年
辛厦巴·次旦多吉联合江孜、拉堆绛等地方势力击败仁蚌巴。
1564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藏历第九饶迥木鼠年
巴俄·祖拉陈瓦写成长篇历史名著《智者喜宴》。
1565年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藏历第九饶迥木牛年
明朝遣使入藏封帕竹第悉阿旺扎西扎巴为阐化王。阿旺扎西扎巴晚年时，其子阿旺扎巴占据贡噶宗，阿旺扎西扎巴及其另外两个儿子住在乃东，双方发生冲突，阿旺扎巴曾一度进兵乃东，迫使阿旺扎西扎巴退位，由阿旺扎巴出任帕竹第悉，不久，由于臣下反对，阿旺扎巴去职退回贡噶，阿旺扎西扎巴又重任帕竹第悉。帕竹政权分为乃东和贡噶两支。第巴辛厦巴·次旦多吉又利用拉堆绛家族的兄弟内争，占据拉堆绛地区。辛厦巴取代仁蚌巴家族的地位，控制后藏大部分地区。当年，辛厦巴·次旦多吉去世，由其子辛厦巴·丹松旺波继承其权位。
1568年明穆宗隆庆二年藏历第十饶迥土龙年
云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占领巴塘、理塘一带，以巴塘为中心，建立得荣、盐井等宗，派官管理。
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藏历第十饶迥土虎年
哲蚌寺住持索南嘉措应邀抵达青海湖南岸，会见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名号，是为“达赖喇嘛”名号之始。索南嘉措剃度蒙古贵族子弟多人出家，使格鲁派传入蒙古，并在青海湖边建格鲁派寺院。又因明朝官员的邀请到甘州，向明朝上奏章，受到明朝的封赏。
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藏历第十饶迥土兔年
索南嘉措按照明朝的要求劝说俺答汗率部众返回土默特，并派弟子东科尔活佛随俺答汗去蒙古，自己动身回藏。
1580年明神宗万历八年藏历第十饶迥铁龙年
索南嘉措在回藏途中在理塘建理塘长春青科林寺（即理塘大寺）。
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藏历第十饶迥水羊年
索南嘉措行抵昌都时得到俺答汗去世的消息，应土默特部的邀请前往土默特。路过青海时在宗喀巴出生地，在宗喀巴纪念塔旁边建弥勒殿，使青海塔尔寺初具规模。
1586年明神宗万历十四年藏历第十饶迥火狗年
索南嘉措抵达呼和浩特，举行超荐俺答汗的法事，并在呼和浩特建立寺院，授徒传法，漠南北蒙古各部首领纷纷前来拜见求法。
1588年明神宗万历十六年藏历第十饶迥土鼠年
明朝因土默特部顺义王奢力克的请求，派人到土默特，封索南嘉措为“朵儿只唱”，并召请他进京朝见。索南嘉措动身进京，途中在卡欧吐密地方圆寂。
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藏历第十饶迥水龙年
格鲁派和蒙古土默特部王公认定俺答汗的一个曾孙为索南嘉措的转世，此即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
1594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藏历第十饶迥木马年
在北京刻印万历版北京藏文大藏经。
1599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藏历第十饶迥土猪年
云丹嘉措在蒙藏僧俗护送下从土默特启程进藏。
1603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藏历第十饶迥水兔年
云丹嘉措抵达拉萨，在哲蚌寺举行坐床仪式，以甘丹赤巴为师，出家受沙弥戒。因互助地区藏族土族僧俗首领的请求，云丹嘉措派嘉色活佛到互助，创建郭隆寺（即互助佑宁寺）。
1609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藏历第十饶迥土鸡年
云南丽江土司索南热丹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后来经版存于理塘，称理塘版藏文大藏经。
1611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藏历第十饶迥铁猪年
辛厦巴·丹松旺波之子噶玛彭措南杰继任后藏地区的第巴，史称第悉藏巴。
1614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藏历第十饶迥木虎年
云丹嘉措以当时任扎什伦布寺住持的洛桑却吉坚赞（即四世班禅大师）为师受比丘戒。觉囊派多罗那它在第悉藏巴的资助下建达丹彭措林寺。云丹嘉措因僧众请求，担任哲蚌寺住持，同时兼任色拉寺住持。
1616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藏历第十饶迥火龙年
明朝派人进藏，在拉萨封云丹嘉措为“普持金刚佛”，并邀请他进京朝见。云丹嘉措答应进京，但在当年年底在哲蚌寺圆寂。
1617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藏历第十饶迥火蛇年
第悉藏巴的军队在拉萨大败支持格鲁派的第巴吉雪巴和蒙古的联军，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数千僧人被杀，第悉藏巴下令禁止寻找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转世灵童。在达垅寺住持的调停下，在哲蚌寺和色拉寺的许多庄园和属民被第悉藏巴没收，并要向第悉藏巴缴纳罚金的条件下，第悉藏巴同意格鲁派僧人返回哲蚌寺和色拉寺。五世达赖喇嘛·罗桑阿旺嘉措在琼结出生。
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藏历第十饶迥土马年
第悉藏巴·噶玛彭措南杰进兵雅隆，第悉藏巴政权控制前后藏大部分地区，号称“藏堆杰波”，清初汉译为“藏巴汗”。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强佐索南群培声称到曲科杰寺发掘根敦嘉措建寺时埋藏的宝物以缴纳罚金，得到第悉藏巴的允许，从拉萨去曲科杰寺，强佐索南群培在路上摆脱第悉藏巴所派的监视者，前往青海蒙古搬请救兵。
1621年明熹宗天启元年藏历第十饶迥铁鸡年
强佐索南群培领来在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拉尊穷哇的军队，在拉萨大败第悉藏巴的军队，当时正在哲蚌寺的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出面调停，第悉藏巴被迫同意归还哲蚌寺和色拉寺被没收的庄园和属民。并准许达赖喇嘛转世。第悉藏巴·噶玛彭措南杰去世，其子噶玛丹迥旺波继位，年仅17岁。
1622年明熹宗天启二年藏历第十饶迥水狗年
出身于山南琼结家族的罗桑阿旺嘉措（当时在羊卓浪卡子舅父家中居住）被认定为五世达赖喇嘛，经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允许，由格鲁派和蒙古的代表迎请到哲蚌寺坐床。
1629年明思宗崇祯二年藏历第十一饶迥土蛇年
萨迦达钦·阿旺贡噶索南著《萨迦世系史》。
1635年明思宗崇祯八年藏历第十饶迥木猪年
占据青海的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派其子阿尔斯兰领兵进藏支持第悉藏巴和噶玛噶举派反对格鲁派，阿尔斯兰进藏后转变计划，与格鲁派保持和平，并派兵攻打第悉藏巴。后来阿尔斯兰被部将杀死，其部众云散。
1637年明思宗崇祯十年藏历第十一饶迥火牛年
信奉格鲁派的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因格鲁派的请求，率兵从新疆南下青海，一举攻灭却图汗。固始汗带领少数随从到拉萨会见五世达赖喇嘛·罗桑阿旺嘉措和四世班禅，双方互赠名号，五世达赖喇嘛赠给固始汗的名号为“丹增却吉杰波”（持教法王）。
1638年明思宗崇祯十一年藏历第十一饶迥土虎年
五世达赖喇嘛以四世班禅为师受比丘戒。
1639年明思宗崇祯十二年藏历第十一饶迥土兔年
固始汗进兵康区，攻灭敌视格鲁派的白利土司，并将云南丽江木土司的势力逐出理塘、巴塘。西藏各地方势力首领联合派戴青曲杰为代表到沈阳去与清朝建立关系。
1642年明思宗崇祯十五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水马年
固始汗在格鲁派的配合下率兵进藏，攻破桑珠孜（今日喀则），俘获第悉藏巴，不久处死，第悉藏巴政权结束。固始汗迎请五世达赖喇嘛到桑珠孜，将前后藏献给五世达赖喇嘛，委任索南群培为第巴，管理行政，蒙古和硕特部与格鲁派联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
1643年明思宗崇祯十六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水羊年
五世达赖喇嘛因固始汗的要求撰写《西藏王臣记》。因受第悉藏巴的支持者和噶尔巴家族发动反对固始汗和格鲁派的战乱的牵连，十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却英多吉被迫逃往云南丽江。
1644年清世祖顺治元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木猴年
西藏使者戴青曲杰等返回拉萨，带来清朝皇帝的书信和礼品。清军入关。消息传到拉萨，固始汗、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等遣使到北京祝贺清朝顺治皇帝登上中原的皇位。
1645年清世祖顺治二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木鸡年
因林麦曲杰·官却群培等人的建议，五世达赖喇嘛决定动工兴建布达拉宫。当年为布达拉宫举行奠基仪式。
1647年清世祖顺治四年藏历第十一饶迥火猪年
五世达赖喇嘛著《诗镜论释难妙音欢歌》。蒙藏联军进攻不丹，先胜后败，约和而还。
1648年清世祖顺治五年藏历第十一饶迥土鼠年
布达拉宫的白宫部分建成。
1649年清世祖顺治五年藏历第十一饶迥土牛年
赞布诺们罕·顿珠嘉措兴建青海敏珠尔寺（广慧寺）。
1652年清世祖顺治九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水龙年
3月，五世达赖喇嘛从拉萨启程进京朝见，于年底到达北京。
1653年清世祖顺治十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水蛇年
年初，五世达赖喇嘛离京返藏，行至岱海时，顺治皇帝遣使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普通瓦赤拉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顺治皇帝还派使臣与五世达赖喇嘛一起入藏，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赐金册、金印。7月，仲麦巴·桑结嘉措生于拉萨北郊的娘真地方。
1654年清世祖顺治十一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木马年
12月，固始汗在拉萨去世。
1658年清世祖顺治十五年藏历第十一饶迥火猴年
1月，固始汗之子达延汗在拉萨继承汗位。3月，第巴索南饶丹去世。
1659年清世祖顺治十六年藏历第十一饶迥土猪年
十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却英多吉从云南丽江派人到北京，向清朝皇帝进贡。
1660年清世祖顺治十七年藏历第十一饶迥铁鼠年
7月，五世达赖喇嘛和达延汗任命仲麦巴·赤列嘉措为第巴。顺治皇帝派使者到云南，赐给却英多吉敕书和印章。
1662年清圣祖康熙元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水虎年
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圆寂。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霍尔曲杰·阿旺平措在康区甘孜地方创建甘孜扎西雪珠诺布林寺（即甘孜寺），他相继在康区建立格鲁派十三座寺院，称为霍尔十三寺。
1663年清圣祖康熙二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水兔年
五世班禅·洛桑意希在后藏托卜加地方出生。
1668年清圣祖康熙七年藏历第十一饶迥土猴年
2月，第巴仲麦巴·赤列嘉措去世，3月，达延汗去世。
1669年清圣祖康熙八年藏历第十一饶迥土鸡年
8月，五世达赖喇嘛任命罗桑图道为第巴。
1670年清圣祖康熙九年藏历第十一饶迥铁狗年
3月，达延汗之子达赖汗在拉萨继承汗位。
1673年清圣祖康熙十二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水牛年
五世达赖喇嘛著《受法录－恒河水流》、《尺牍指南明镜》。按照清朝皇帝的旨意，十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却英多吉和在云南出生的六世噶玛巴红帽系活佛的转世灵童回到拉萨，五世达赖喇嘛会见了他们，由此噶玛噶举派和格鲁派消除敌对，相安无事。
1674年清圣祖康熙十三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木虎年
五世达赖喇嘛著《珍珠树格言》。
1675年清圣祖康熙十四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木兔年
东托巴·白玛仁增在德格建佐钦寺。7月，五世达赖喇嘛打算任命仲麦巴·桑结嘉措为第巴，仲麦巴·桑结嘉措以自己年纪太轻为由推辞，五世达赖喇嘛任命洛桑金巴为第巴。
1676年清圣祖康熙十五年藏历第十一饶迥火龙年
德达林巴建扎囊敏珠林寺。五世达赖喇嘛以夏鲁哇钦波为师重新受喀且班钦戒统的比丘戒。并给许多人重新传授比丘戒。
1679年清圣祖康熙十八年藏历第十一饶迥土羊年
1月，洛桑金巴辞去第巴职务，2月，五世达赖喇嘛任命仲麦巴·桑结嘉措为第巴。西藏与拉达克发生战争。桑结嘉措制定《十二法》。
1680年清圣祖康熙十九年藏历第十一饶迥铁猴年
五世达赖喇嘛命其弟子梅热喇嘛在门达旺地区兴建达旺寺，成为该地的宗教和行政中心。
1681年清圣祖康熙二十年藏历第十一饶迥铁鸡年
第巴桑结嘉措著《法律文书－水晶鉴》。蒙藏军在拉达克取得战争胜利。
1682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水狗年
2月，五世达赖喇嘛·罗桑阿旺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第巴桑结嘉措决定实行匿丧，自己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处理政教事务。
1683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水猪年
3月，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生于门达旺地区。康熙皇帝下令在北京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1724年雍正皇帝又下令在北京刻印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合称康熙版藏文大藏经，亦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
1685年清圣祖康熙二十四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木牛年
第巴桑结嘉措写成历算著作《白琉璃》。
1686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藏历第十一饶迥火虎年
第巴桑结嘉措派人秘密认定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安置在措那宗居住。
1688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藏历第十二饶迥土龙年
第巴桑结嘉措写成藏医著作《蓝琉璃》。并命洛扎·诺布嘉措等人将《蓝琉璃》的内容绘成60幅唐卡画。
1690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九年藏历第十二饶迥铁马年
第巴桑结嘉措主持建成布达拉宫的红宫部分。
1694年清圣祖康熙三十三年藏历第十二饶迥木狗年
康熙皇帝封第巴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并赐金印。第巴桑结嘉措在康熙皇帝的责问下，为五世达赖喇嘛发丧，在布达拉宫内为五世达赖喇嘛兴建灵塔。并于次年为灵塔举行开光仪式。
1697年清圣祖康熙三十六年藏历第十二饶迥火牛年
第巴桑结嘉措向康熙皇帝奏报寻访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情形，经康熙皇帝同意后，5月，迎请转世灵童到浪卡子，以五世班禅为师受沙弥戒。10月，六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坐床。康熙皇帝派二世章嘉活佛到拉萨看视转世灵童坐床。此即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青海蒙古各部首领由固始汗幼子达什巴图尔率领进京觐见，康熙皇帝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
1698年清圣祖康熙三十七年藏历第十二饶迥土虎年
第巴桑结嘉措著《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
1701年清圣祖康熙四十年藏历第十二饶迥铁蛇年
达赖汗在拉萨去世，其子拉藏汗继承汗位。
1704年清圣祖康熙四十三年藏历第十二饶迥木猴年
康熙皇帝派侍卫拉锡等到青海，探访黄河河源。洛扎·诺布嘉措等人根据《月王药诊》等书补绘，完成79幅全套医药唐卡画。
1705年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藏历第十二饶迥木鸡年
第巴桑结嘉措与蒙古和硕特部汗王拉藏汗发生冲突，虽经三大寺扎仓堪布等调解，达成第巴桑结嘉措让出第巴职务给其儿子阿旺仁钦、拉藏汗离西藏去青海的协议，但是双方都未认真履行，召集部下再战，第巴桑结嘉措兵败被杀。清朝停止在甘青地区以茶易马事务。
1706年清圣祖康熙四十五年藏历第十二饶迥火狗年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被拉藏汗废黜，解送北京，行至青海湖边时去世。拉藏汗立阿旺意希嘉措为达赖喇嘛，拉萨三大寺部分僧人和青海蒙古一些首领不满拉藏汗废黜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不承认阿旺意希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
1709年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藏历第十二饶迥土牛年
一世嘉木样活佛·阿旺尊追在甘南夏河建拉卜楞寺。青海蒙古众首领向康熙皇帝上奏，声称在理塘找到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请求康熙皇帝批准承认理塘的灵童为达赖喇嘛。
1713年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藏历第十二饶迥水蛇年
康熙皇帝封五世班禅·洛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诏书、金印。
1717年清圣祖康熙五十六年藏历第十二饶迥火鸡年
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与拉藏汗联姻，派兵以送女婿、女儿赴藏为名，偷袭西藏，并以送真达赖喇嘛到西藏为号召，鼓动西藏僧俗反对拉藏汗。准噶尔军攻破拉萨，击杀拉藏汗，废黜拉藏汗所立的达赖喇嘛阿旺意希嘉措。准噶尔军入藏后，强征供养，毁敏珠林寺等寺院，杀戮僧俗，引起许多官员百姓的反抗，康济鼐、颇罗鼐等人在阿里、后藏起兵，阿尔布巴等人在工布起兵，反抗准噶尔军。章嘉·若必多吉在甘肃天祝出生。
1718年清圣祖康熙五十七年藏历第十二饶迥土狗年
康熙皇帝命额伦特率兵数千入藏驱逐准噶尔军，行至藏北那曲，与准噶尔军交战，全军覆没。多喀夏仲·次仁旺杰著小说《宣努达美》。
1719年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藏历第十二饶迥土猪年
康熙皇帝封察雅切仓活佛为呼图克图。
1720年清圣祖康熙五十九年藏历第十二饶迥铁鼠年
康熙皇帝派皇十四子到青海塔尔寺，封青海蒙古首领承认的格桑嘉措为达赖喇嘛，此即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清军在青海蒙古各部的配合下，由都统延信率兵进军西藏，护送格桑嘉措到拉萨坐床。
1721年清圣祖康熙六十年藏历第十二饶迥铁牛年
清军抵拉萨，康熙皇帝封康济鼐为贝子，与阿尔布巴、隆布鼐共同掌管西藏政务。卓尼土司玛索公保出资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发动反清之乱。
1724年清世宗雍正二年藏历第十二饶迥木龙年
清朝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反清之乱后，制定“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正式设立“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即西宁办事大臣。雍正皇帝赐给七世达赖喇嘛金册、金印，封颇罗鼐、扎尔鼐为台吉，封七世达赖喇嘛之父为公爵。因雍正皇帝之命，章嘉·若必多吉被清军送到北京。
1726年清世宗雍正四年藏历第十二饶迥火马年
清朝派员在青海湖南岸召集青海蒙藏各部首领会盟祭海，清查蒙藏各部人口，划分青海蒙古为29旗，各旗设扎萨克管理，藏族部落设置千户、百户管理。清朝又命都统鄂齐、四川提督周瑛、云南提督郝玉麟等划分四川、云南、西藏地界，宁静山以东属四川，宁静山以西属西藏，宁静山以南中甸、迪庆等地属云南。
1727年清世宗雍正五年藏历第十二饶迥火羊年
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争，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合伙杀害康济鼐，颇罗鼐逃到后藏，前后藏发生战乱。清朝派大臣驻藏办事。
1728年清世宗雍正六年藏历第十二饶迥土猴年
颇罗鼐战胜阿尔布巴等，进入拉萨。清军到拉萨后，处死阿尔布巴等，命颇罗鼐掌管西藏政务。雍正皇帝下令将七世达赖喇嘛迁移到康区噶达地方，并建泰宁寺供其居住。1729年德格土司丹巴次仁建德格印经院，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
1733年清世宗雍正十一年藏历第十二饶迥水牛年
多喀夏仲·次仁旺杰撰写《颇罗鼐传》。
1734年清世宗雍正十二年藏历第十二饶迥木虎年
雍正皇帝派果亲王允礼和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到泰宁寺看望七世达赖喇嘛。
1735年清世宗雍正十三年藏历第十二饶迥木兔年
雍正皇帝命副都统福寿和章嘉活佛若必多吉等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1737年德格印经院刻印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完成德格版藏文大藏经。清朝撤销西宁、洮州、河州、甘州等茶马司。
1740年清高宗乾隆五年藏历第十二饶迥铁猴年
乾隆皇帝封颇罗鼐为郡王。
1741年清高宗乾隆六年藏历第十二饶迥铁鸡年
颇罗鼐出资在纳塘寺刻印《丹珠尔》。
1744年清高宗乾隆九年藏历第十二饶迥木鼠年
乾隆皇帝命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主持，将雍正皇帝即位前的住所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并命七世达赖喇嘛从西藏派遣僧人到雍和宫担任扎仓堪布。
1747年清高宗乾隆十二年藏历第十三饶迥火兔年
颇罗鼐去世，其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承袭郡王爵位。
1748年清高宗乾隆十三年藏历第十三饶迥土龙年
乾隆皇帝派画师测绘布达拉宫。松巴堪布在青海佑宁寺著《如意宝树史》。
1750年清高宗乾隆十五年藏历第十三饶迥铁马年
拉萨发生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杀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亲信党羽杀害驻藏大臣。
1751年清高宗乾隆十六年藏历第十三饶迥铁羊年
乾隆皇帝制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命七世达赖喇嘛掌管西藏政教。其下设立四名噶伦，办理行政事务，组成噶厦，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领导。
1752年清高宗乾隆十七年藏历第十三饶迥水猴年
七世达赖喇嘛新设布达拉宫译仓，作为办理达赖喇嘛文书往来的机构。
1753年清高宗乾隆十八年藏历第十三饶迥水鸡年
卓尼土司丹松才仁出资刻印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至此完成卓尼版藏文大藏经。
1754年清高宗乾隆十九年藏历第十三饶迥木狗年
七世达赖喇嘛设立布达拉宫僧官学校。建罗布林卡的格桑颇章。康珠·丹增却吉尼玛写成著名的《诗镜论》注释《妙音语之游戏海》初稿。
1757年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藏历第十三饶迥火牛年
七世达赖喇嘛去世，乾隆皇帝命第穆活佛·德勒嘉措出任摄政，派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入藏主持办理认定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等事务。
1759年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藏历第十三饶迥土兔年
乾隆皇帝赐给第穆活佛·德勒嘉措封诰及银印。
1779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藏历第十三饶迥土猪年
六世班禅到热河朝见乾隆皇帝，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
1780年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藏历第十三饶迥铁鼠年
六世班禅在北京圆寂。
1787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藏历第十三饶迥火羊年
噶钦·益西坚赞著《传法上师传》。蒂尔玛·丹增平措写成藏药名著《晶珠本草》。
1788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藏历第十三饶迥土猴年
廓尔喀军侵扰后藏。
1791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六年藏历第十三饶迥铁猪年
廓尔喀军再次侵扰后藏，抢掠扎什伦布寺。
1792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藏历第十三饶迥水鼠年
清朝增派福康安率领大军入藏反击廓尔喀军，乾隆皇帝派人入藏管理铸造西藏钱币。
1793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藏历第十三饶迥水牛年
清军攻入廓尔喀，廓尔喀投降议和。清朝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1801年清仁宗嘉庆六年藏历第十三饶迥铁鸡年
土观·却吉尼玛著《教派源流水晶鉴》。
1810年清仁宗嘉庆十五年藏历第十四饶迥铁马年
多仁·丹增班觉著《多仁班智达传》（亦译《多仁家族史》）。
1830年清宣宗道光十年藏历第十四饶迥铁虎年
按照驻藏大臣传达的旨意，噶厦派人清查西藏各地的差税负担，编写成《铁虎清册》。
1835年清宣宗道光十五年藏历第十四饶迥木羊年
波密头人抗拒交纳差税，噶厦派兵镇压。
1841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藏历第十四饶迥铁牛年
森巴军进犯阿里，西藏出兵反击。
1843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藏历第十四饶迥水兔年
周加巷赤列南杰著《至尊宗喀巴大师传》。
1851年清文宗咸丰元年藏历第十四饶迥铁猪年
噶伦夏扎·旺秋杰波主持修缮桑耶寺。
1862年清穆宗同治元年藏历第十四饶迥水狗年
哲蚌寺为法会布施分配发生骚乱，摄政热振活佛逃往汉地，夏扎·旺秋杰波出任摄政。
1888年清德宗光绪十四年藏历第十五饶迥土鼠年
英帝国主义者侵略帕里地区，西藏军民首次抗英战争。
1895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藏历第十五饶迥木羊年
米旁嘉措著《国王修身论》。
1904年清德宗光绪三十年藏历第十五饶迥木龙年
英军侵略西藏，西藏军民在江孜英勇抵抗，终于失败。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去外蒙古库伦，英军进入拉萨，强迫订立《拉萨条约》，共十条。
1906年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藏历第十五饶迥火马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外蒙古回藏，行至青海塔尔寺奉旨停止，等候进京。中英在北京订立《中英关于西藏的第二次条约》，供八条。以1904年《拉萨条约》为“附约”。清朝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康定、巴塘等地实行“改土归流”。
1907年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藏历第十五饶迥火羊年
清朝派张荫棠进藏“查办藏事”，推行多项改良措施。
1908年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藏历第十五饶迥土猴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见光绪帝及慈禧太后。
1909年清宣统帝宣统元年藏历第十五饶迥土鸡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1910年清宣统帝宣统二年藏历第十五饶迥铁狗年
清朝所派川军抵拉萨，军纪很差，十三世达赖喇嘛为自身安全，逃往印度。
1911年清宣统帝宣统三年藏历第十五饶迥铁猪年
在藏川军与西藏军民冲突，拉萨形势混乱。协林巴·明久伦珠创作抒情长诗《忆拉萨歌》。
1912年民国元年藏历第十五饶迥水鼠年
辛亥革命后，在藏川军受西藏军民围困，内部又分派混战。川军交出武器，经印度由海道返回。十三世达赖喇嘛年底返回拉萨。
1913年民国二年藏历第十五饶迥水牛年
在英国压力下，中、英、西藏派代表在西姆拉召开会议。历时8个月，会谈破裂，未达成协议。
1914年民国三年藏历第十五饶迥木兔年
民国政府设立川边特别行政区，由川边镇守使管辖。
1916年民国五年藏历第十五饶迥火龙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命钦饶诺布等创办拉萨“医学星算利众院”，亦称“门孜康”。
1919年民国八年藏历第十五饶迥土羊年
北洋政府派朱绣等入藏，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
1921年民国十年藏历第十五饶迥铁鸡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命西藏地方政府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称拉萨版藏文大藏经。
1923年民国十二年藏历第十五饶迥水猪年
九世班禅从日喀则出走，次年抵甘肃安西。再经兰州、西安到北京，后来又到东北、内蒙古等地传法。
1925年民国十四年藏历第十五饶迥木牛年
民国政府改川边特别行政区为西康特别行政区。
1928年民国十七年藏历第十六饶迥土龙年
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
1929年民国十八年藏历第十六饶迥土蛇年
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决定，青海省正式建立。
1933年民国二十一年藏历第十六饶迥水鸡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1934年民国二十二年藏历第十六饶迥木狗年
热振活佛出任摄政，国民政府派黄慕松进藏致十三世达赖喇嘛，设立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
1936年民国二十四年藏历第十六饶迥火鼠年
红军长征途中2、4方面军经过甘孜，成立博巴自治政府。
1937年民国二十五年藏历第十六饶迥火牛年
九世班禅于进藏途中，在青海玉树圆寂。
1939民国二十七年藏历第十六饶迥土兔年
在青海寻访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抵达拉萨。西康省成立。
1940年民国二十八年藏历第十六饶迥铁龙年
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坐床，国民政府派吴忠信入藏主持。摄政热振活佛辞职，打扎活佛继任摄政。
1944年民国三十二年藏历第十六饶迥木猴年
英印政府以武力强占达旺地区。
1947年民国三十五年藏历第十六饶迥火猪年
原摄政热振活佛被噶厦逮捕，死于狱中。

清朝時期的西藏

1724年，清軍擊敗準噶爾。1727年雍正五年正月，清世宗派遣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馬喇駐喇薩，“與達賴喇嘛、康濟鼐、阿爾布巴等和衷辦事”，並設立駐藏大臣衙門。自此，朝廷派駐藏大臣二員辦理西藏事務。
1739年乾隆四年，晉封噶倫頗羅鼐為多羅郡王。1747年，頗羅鼐病故，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劄勒襲封郡王。珠爾默特那木劄勒“素不信奉達賴喇嘛，心懷仇隙”，表面上順從駐藏大臣，暗中聯絡蒙古準噶爾部，伺機起兵反叛。1749年，珠爾默特那木劄勒攻殺其長兄“阿裏公”珠爾默特策布登，控制了阿裏。1750年，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迫於情勢，誘殺珠爾默特那木劄勒，隨後為其黨羽卓呢爾（官名）羅蔔藏劄什所殺。隨後，清朝廷派四川總督策棱領兵入藏平叛。清政府駐藏大臣制度最終確立，成為定制，不再冊封噶倫為劄薩克，防止權力集中於世俗貴族之手。1751年，清朝頒行策棱所奏的《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章程規定，噶倫員額為四人，且必須於公所（噶廈）辦理政事。“查舊例噶隆會辦事件，原有噶沙之公所衙門。自頗羅鼐後，各噶隆竟不赴公所，俱於私宅辦事。……今噶隆業已照例補放，自應遵照舊例，遇有應辦事件，俱赴公所會辦。” 章程擴大了駐藏大臣的職權，並首次正式規定了達賴喇嘛的世俗權力，形成了駐藏大臣、達賴與班禪的僧官系統、噶廈俗官系統三者制衡的狀態；正式設立噶廈政府，駐地在拉薩大昭寺，長官為噶倫，秉承駐藏大臣、達賴喇嘛旨意辦事。
從清初到18世紀末清廷對西藏的控制呈逐步加強的趨勢。乾隆皇帝當政時期，強大的六世班禪赴京覲見，為乾隆皇帝慶祝70大壽，由於拒絕接種，感染天花在承德去世，將隨身攜帶的金苯巴瓶留在承德仿布達拉宮建造的普陀宗乘之廟。六世班禪曾是乾隆老師，乾隆贈送給了班禪喇嘛及其兄弟姊妹很多金子。但班禪喇嘛的駐錫地紮什倫布寺卻沒有給六世班禪的兄弟白教第十世夏瑪巴他的那部分。當夏瑪巴的楊巴千寺的管理員對此事抱怨時，紮什倫布寺答復說，金子全部都是屬於紮什倫布寺的。第十世夏瑪巴還遭到誹謗，說他為了重新得到他的寺院，策劃謀反西藏政府。從而在西藏政府與夏瑪巴相互仇視。1784年，夏瑪巴撤離西藏去了鄰國廓爾喀（今尼泊爾）。
1791年，廓爾喀因與西藏鹽稅銀錢糾紛與白教祖古夏瑪巴唆使，軍隊入侵西藏，意圖搶掠遍布西藏各地的寺廟中的財富。當時，西藏政府請求滿清政府派兵支援。1792年，乾隆命清朝大將軍福康安同參贊大臣海蘭察率領清兵支援當地藏兵，將廓爾喀軍隊驅返喜馬拉雅山南麓，甚至還反攻至廓爾喀首都－陽布外二十公裏的熱鎖橋，迫使廓爾喀向清朝五年朝貢一次。驅逐廓爾喀軍隊之後，滿清官兵以完善西藏行政為理由，訂立了治理西藏的多項章程，要求以“金瓶掣簽”認定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其他呼圖克圖的轉世。《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大大加強了駐藏大臣的權力。1793年，上述章程的部分條款匯編成“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並翻譯成藏文，詳細規定西藏的宗教事務、外事、軍事、行政和司法權力，達賴、班禪轉世程序，地方政權的組織結構，並正式劃分西藏和青海、四川、新疆等省份的邊界。此後西藏的政務完全依照此章程行事。
1911年10月10日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藏歷第十五饒迥鐵豬年，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開始，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一度主張“驅逐韃虜”，排斥滿族，建立漢族內地十八行省的政權（後來孫中山發現此議欠妥，遂改為“五族共和”）。邊疆非漢族地方產生動蕩和騷亂，清朝建立的國家出現分崩離析的危險，新疆、蒙古、西藏地方紛紛出現分離傾向。駐西藏地方的清軍軍隊是川軍，成分很多是四川哥老會成員，武昌起義爆發和清帝遜位的消息傳播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軍隊是發生了內訌，有擁護共和，有主張勤王，也有自行返回內地以自保。各派自相殘殺，軍餉也斷絕了，清軍在西藏地區開始大肆搶劫。清朝中央政府派駐的大臣聯豫、鐘穎等人只知道借機謀取私利，西藏地區極度混亂。11月，駐拉薩清軍發生內訌，部分官兵囚禁了末代駐藏大臣聯豫，更有士兵乘機鈔略百姓，攻擊寺院。拉薩陷入混亂狀態。1911年冬天，清四川總督趙爾豐在成都被過激民眾處死，局勢劇變，西康地區也發生嚴重動亂。至1912年底清軍及駐藏大臣全部撤出西藏

吐蕃王朝时的西藏

朗日倫贊統一雅魯藏布江的中下遊以後，在悉補野部的首邑瓊瓦達孜之外在拉薩河流域建立了一個統治中心，以管理新征服的地區，所以藏文史料說他的兒子松贊幹布就出生在拉薩河上遊的墨竹工卡的亞倫劄對宮。按松贊幹布十三歲繼位的說法，則朗日倫贊在統一諸小邦之後至少還在位十多年。在這期間，他的主要活動顯然是鎮壓各地殘存的反抗勢力，繼續對蘇毗、象雄等小邦進行統一戰爭，同時還要協調屬下新舊貴族大臣之間的關系，解決他們之間因權勢的分配產生的矛盾，加強贊普王室的地位，鞏固新建立的王朝的統治。《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記載他在這一時期曾派兵鎮壓達布地區的反叛，最後朗日倫贊被謀叛者進毒害死，都說明當時為鞏固新政權還在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松贊幹布的出生年代還沒有定論，多數學者認為他是公元617年出生（可能比這要早一些），629年繼位為贊普。《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說他繼位之初，“父王所屬民庶心懷怨望，母後所屬民庶公開叛離”，在內部不穩的情況下，象雄、蘇毗、達布、工布等新附的小邦也公開反叛。松贊幹布雖然是十三歲就親政，但是他立即采取堅決措施鎮壓各種反叛勢力，“對進毒為首者諸人等斷然盡行斬滅，令其絕嗣。其後，叛離之民庶復歸轄治之下。”松贊幹布為鞏固新建立的吐蕃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重大措施，在西藏歷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他被後人公認為吐蕃王朝的創建者。

氏族时期的西藏

和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形成過程相同，西藏的古代居民最初也是以血緣親屬關系組成各個血緣氏族，由血緣氏族組成血緣部落，並且經過漫長的母系氏族社會演變到父系氏族社會。《漢藏史集》說藏族先民最初分為塞（se）、穆（rmu）、東（stong）、董（ldong）四大族系，由此四大族系繁衍出大部分的吐蕃人。又說由四大族系分為查（dbra）、祝（vgru）、董（ldong）、噶（lga）、韋（dbas）、達（brdav）等六支，每一支又分為十幾個支系。藏語稱姓氏為rus－pa，本意是“骨頭”，亦譯“骨系”，就表明姓氏和血緣有密切的關系。古代部落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的遷徙，由一個部落分化為若幹部落，或者由於部落之間的通婚、結盟、戰爭征服等原因，幾個部落合並為一個新的部落。為在頻繁的爭奪水源、牧場、田地和屬民的部落戰爭中存在和發展，一些部落由臨時的同盟發展為固定的聯盟，或者被征服的部落附屬於戰勝的部落，形成部落聯盟。同時在部落中出現了貧富的分化和等級的差別，一些部落的首領變成了部落的貴族，並把自己的財富和權力遺傳給自己的子孫，出現了“王”和“臣”、貴族和平民的區別。戰爭中的俘虜被當作奴隸使用，被征服的氏族部落成為戰勝者的附屬，要向戰勝者交納差稅，在戰爭中提供兵員。部落聯盟處在不斷的分化和組合的過程中，一些部落聯盟衰敗了，一些新的部落聯盟又起而代之。

西藏溯源

藏族的傳說和古籍中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遠古居民。藏族古老宗教本教的文獻中，認為世界最初是由五種本原物質產生的一個發亮的卵和一個黑色的卵，從發亮的卵的中心生出人間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人類是從什巴桑波奔赤的後裔—天界和地界的神當中繁衍出來的。還有的傳說認為是由獼猴和巖魔女的結合傳出西藏的人種，並且認為藏族最初的祖先就生活在雅魯藏布江邊的澤當的附近，這一傳說可能是古人類對祖先來自森林地區的模糊的記憶。藏文《第吳宗教源流》和《智者喜宴》記載說，西藏地區在人類出現之前曾經由十種（或十二種）非人統治過，那時西藏地區就被稱為“博康”（bod－khams）之地，而“博巴”（bod－pa）正是藏族古往今來一貫使用的自稱，可見是由地域的名稱演變為民族的族稱。而青藏高原周邊的一些民族，例如羌族、納西族、普米族的創世神話傳說則認為他們的祖先來自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區。依據近年在青藏高原的考古發現、民間的神話傳說以及對青藏高原的自然環境的分析，我們可以認為青藏高原的古人類最初活動的地域應在西藏雅魯藏布江中下遊的森林地帶，後來隨著使用火的出現，增強了人類抵禦猛獸的能力，增加了人類食物的種類，逐步沿著河流分散，分布到雅魯藏布江、拉薩河、年楚河、尼洋河、雅隆河流域，並在這些河谷地帶發展出早期的農業和馴養家畜。在農業發展到可以養成畜群並將野馬馴化為家馬、將狼馴化為狗以後，古人類才能夠在遼闊的草原上生存並發展起大規模的畜牧業。以奶酪肉食為主提高了牧民的體質，畜群的增長需要尋找新的草場，這使得遊牧部落有可能和必要進行長途遷徙，向更大的地域擴散。從藏北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到達長江、黃河源頭的遊牧部落在以青海湖為中心的廣大草原地帶發展成一個又一個的部落聯盟，並繼續向東發展到黃土高原，與黃河中下遊的華夏部落接觸交往，這就是漢文古籍中所記載的羌人（漢文史料解釋羌為西方牧羊人，其實際意義還有待研究）和西羌部落。向東發展的羌人部落有許多前後加入到黃河中下遊的漢族的形成發展過程之中。另一部分從青海南下經過橫斷山脈進入雲貴高原，甚至遠到緬甸，發展成藏緬語族的一系列民族，通過語言上的相近還能夠看到他們在民族起源上的親緣關系。而留在青藏高原上的農業部落和遊牧部落，經過唐代吐蕃王朝的統一，形成為藏族。羌藏之間的歷史淵源關系，可能正如費孝通教授所說：“即使不把羌人作為藏族的主要來源，羌人在藏族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也是無可懷疑的。”

西藏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将达月人均2700余元

新华网拉萨3月16日电(记者 王军 拉巴次仁)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西藏第8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近3.2万名企业退休人员从中受益。
　　据介绍，此次月人均调整标准为249元，是全国月人均调整标准150元的1.67倍。本次调整后，西藏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将达到月人均2700多元。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姚瑞峰介绍，本次调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在政策上保持了与前7次调整的连续性，采取普遍调整与特殊调整相结合，并继续实行托底的办法。
　　与以往相比，西藏本次调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亮点在特调标准上，即具有高级职称的企业退休科技人员每人每月再调整增加550元；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原十八军老战士、参加抗美援朝人员月基本养老金不足4000元的，补足到4000元；除企业退休军转干部之外的其他企业退休人员月基本养老金不足1700元的，补足到1700元；企业退职人员月基本养老金不足1500元的，补足到1500元。
　　同时，此次调整还根据西藏二、三、四类地区类别划分，对艰苦、边远地区的企业退休人员适当提高了调整水平。
　　从2005年起，西藏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连续调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月人均累计增加1357元。

“西藏人权问题”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衍变

“西藏人权问题”是多年来纠缠于中美关系的一个十分敏感而重要的议题。美国借1959年中国中央政府平息西藏叛乱之机开始提出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随后又在1959年和60年代初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三个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从此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正式走向了国际舞台。70年代的美国为了联华抗苏，松动了包括“西藏人权问题”在内的中美关系中的症结问题，但是随着80年代美苏关系的缓和以及美国卡特政府对外推行“人权外交”，“西藏问题”也开始沉渣泛起，再次披上了“人权”的外衣；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流亡海外的达赖分裂集团与美国国内的反华反共势力沆瀣一气，利用世界形势的变化，大肆攻击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要求给予“西藏民族自决”，企图以迂回的战术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而中美关系中“西藏人权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反华的政治斗争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以“人权观”为代表的美国国民价值观以及美国民众的西藏“情结”等社会人文因素所造成的。 本文以美国政府解密的文件和相关的档案为基础，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力图通过考察20世纪后半叶美国“西藏人权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揭露美国对华推行人权外交，向中国炮制所谓“西藏人权问题” 的真相与遏制中国的实质。 全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由来。主要内容包括：1959年西藏叛乱和“西藏人权问题”提出；美国推动联合国三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70年代美中关系缓和与“西藏人权问题”的搁置。 第二部分：经历70年代的沉寂，“西藏人权问题”在80年代重新 WP=5 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开始对华推行人权外交。主要内容包括：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从而导致“西藏人权问题”的重新提出；1989年拉萨骚乱对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带来的影响；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人权外交矛头开始指向中国；中美在第48届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的斗争及克林顿任内对华推行“西藏人权外交”的强化趋势。 第三部分：对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几点思考。主要内容包括：探讨“西藏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不同时期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剖析美国社会关注“西藏人权问题”的社会人文因素；并展望“西藏人权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未来发展走势。 第四部分：结论。要正视中美关系间“西藏人权问题”的客观存在，有针对性的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要克服以往在治藏政策中出现的失误和偏差，又要警惕达赖流亡分裂势力企图分裂祖国的阴谋。

今日西藏农牧区民

在西藏农牧区阡陌相连的村庄，有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家庭用上了太阳能沼气池，这种清洁卫生的能源，深刻改变着高原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世世代代被烟熏火燎的高原人带来了福音。

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

对于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和中央政权的关系，学术界大体上有三种表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在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根本原则上，这些说法是一致的，因此也曾同时使用过，从不同的角度有力地回击了“西藏独立”的种种谬论，在反分裂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矛盾有一个暴露和展开的过程，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
　　1. 关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49年9月2日，新华社针对“驱汉事件”发表社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民族加入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与汉族及中国境内其他民族发生兄弟的关系，已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的鲜明公开表态。
　　1949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桑吉悦希（天宝）《西藏全体同胞，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一文。文中说：“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天经地义，我藏族人民加入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已有悠久的历史。”
　　1950年5月9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向达赖喇嘛和藏族同胞发表广播讲话时强调：“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一部分。”（1950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1950年10月30日，我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备忘录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1950年11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对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照会的答复》再次重申了上述申明。（《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2. 关于“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说法产生比较早，20世纪上半叶，九世班禅就在西藏历史演说中提出这一看法。这种说法在学术界也有广泛的影响。当今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有700年历史传统的只是少数，这一说法已经有力地回击了“西藏独立”说的各种谬论。（班禅额尔德尼述、刘家驹译：《西藏之史略》，《新亚细亚》2卷5期，1931年8月；九世班禅：《西藏历史》，《蒙藏月报》2卷3期，1934年12月）
　　1959年4月22日，阿沛·阿旺晋美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只有在祖国各族人民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走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企图走别的任何道路只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有七百年左右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1959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1959年4月22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否认的。很早以来，西藏就和祖国内地发生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到13世纪的时候，西藏地方就正式加入了中国的版图。从此以后，西藏就一直是中国的领土。”（1959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1963年出版的《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写道：“西藏地方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13世纪40年代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一个行政区。”“西藏地方在元朝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元代西藏地方正式成为中国的领土。元朝建立后，西藏地方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三联书店1963年9月第1版，1973年4月第2版，序言第2、3页，正文第41页）
　　1995年8月出版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指出：1271年，蒙古汗政权建立，国号为大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中国。自此，西藏地区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今西藏地区在13世纪中叶成为中国元朝的一部分。西藏自13世纪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以来，就一直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治理之下。期间，中国虽历经改朝换代，但无论是哪一朝或是哪一个民族的统治者执掌中国的中央政府大权，都在西藏地方有效地行使主权。（黄玉生、车明怀、祝启源、顾祖成、沈开运、汪孝若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前言第6页）
　　在论及西藏在元代纳入版图时，许多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和专家学者还追溯了汉藏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交往和密切联系。
　　1981年5月，在纪念西藏和平解放3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发表《回到温暖的祖国大家庭》一文，文中说：“西藏统一于中国，是历史上逐步发展而来的。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吐蕃与唐朝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不仅是一段佳话，而且体现了吐蕃与唐朝政治上的接近，并接受汉族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稍后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仍树立于拉萨大昭寺前。公元九世纪中期，从康区开始，发生了遍及藏族地区的大规模奴隶平民大起义，结束了藏王聂赤赞普的世袭统治，西藏变成了四分五裂的部落割据。这就是西藏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这种状况持续了近四百年……。直到七百多年前，元朝派兵统一了西藏，西藏正式纳入了祖国版图。……七百多年来，西藏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1996年，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和平措次仁合著的《西藏通史》记载，1247年，西藏宗教领袖萨班与驻扎在凉州的蒙古王子阔端正式协议西藏的归顺条件。此后，元朝中央政府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事务，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之下。自此，西藏结束地方割据，正式成为中央王朝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2004年第2版）
　　1986年出版的《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写道：“（西藏）人口189万余人，他们（藏族）都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兄弟成员。中华民族的这支先民在开发自然中，与中原地区的远古先民同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西藏高原上的远古文化与中原地区同类文化具有许多相同的或相似的特征。” “公元13世纪，蒙古族贵族创建了我国版图内各地区、各民族空前大统一的元王朝。13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北方建立蒙古汗国后，他和他的后继者先后消灭北方诸政权，并西进到西北的藏族地区，致力于统一全国的事业。1247年阔端与萨班就统一乌斯藏的办法进行了会商，并由萨班写信劝谕乌斯藏各地首领，向蒙古汗王呈献图册、缴纳贡品，接受蒙古派官设治。乌斯藏归入蒙古汗国的管辖。1271年蒙古贵族政权定国号为元，1279年攻灭南宋，这一政权就完成了包括西藏地方在内的全国统一。”“西藏地方归附蒙古汗国。”（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历史档案馆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前言第1-2页、3页，正文第40页）
　　1995年出版的《西藏历史地位辨》一书在“引子”里就强调指出：“早在统一的藏族形成前后，她的各个部分就和汉族以及中国西部、西北部的其他一些民族有着密切联系。”“（唐蕃）先后两次联姻，标志着藏汉民族间一步一步建立起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9世纪中叶，统一的吐蕃王朝崩溃后，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各部分裂成许多互不相属的地方势力集团。宋朝开国以后，这些地方势力集团中的一部分（原吐蕃王朝所属藏族部落）归附宋王朝，进一步密切并发展了藏族与汉族的各种关系。”“公元13世纪，在蒙古人创建中国领土内各民族空前大统一的元王朝过程中，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著，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1版，1997年第2版，2003年第3版，第1页）
　　2001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在《论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基础》一文中指出：“藏族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管辖的过程，因藏族与中国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关系的逐渐密切以及地域所在的不同，呈现为一种渐进推移过程，经历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动态过程。这一渐进过程，循着漫漫历史长河，在唐蕃时期显著加速，到公元13世纪中叶正式完成。”“公元13世纪上半叶，在蒙古汗国统一中国北方前后，原来属于夏、金、宋的今甘青川等地区的藏族，以及阿里一带藏族部众，率先相继归顺。1247年，随着蒙古大员阔端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班·贡噶坚赞在凉州商定归属事宜并付诸实施，今西藏各地遂成为蒙古汗国的领土。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西藏进而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中国藏学》2001年第2期；又见《真实与谎言——西藏的民族宗教问题与文化发展》，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3. 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195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指出：“西藏一向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在20世纪70、80年代前后，我国史学界、民族学界有一场广泛的讨论，涉及中国和中国各民族的历史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自古以来各个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这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结论。这种说法被简称为“自古论”和“共创论”。“ 在一段时间里，我国有很多专家学者对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这个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学术贡献很多。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到五位大学者，费孝通、谭其骧、白寿彝、翁独健、翦伯赞。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支撑起了‘自古论’和‘共创论’大厦的框架。”“当代持汉藏同源观点有影响的学者很多……。虽然各研究者研究的角度不同，具体结论有所差异，但共同的看法是藏汉两个民族在族源上有血缘渊源关系。”（孙勇：《怎样认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1981年7月出版的《藏族史要》指出：“藏族是我们伟大民族大家庭中光荣的成员之一。高度发达的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历史是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藏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看到自古以来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藏族地区，都是祖国神圣领土的庄严事实。”“元朝在藏族地区的施政是全面的，对西藏是拥有完全的主权的。西藏和中国其他的行政区域一样，都统一在元朝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下，同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王辅仁、索文清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前言第1、2、3页，正文第79页）
　　1984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辅仁先生在《论西藏地方政权的历史变迁》一文中提出：“关于西藏地方政权，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吐蕃是不是中国的领土，是不是中央政权下的下属的一级地方政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西藏自13世纪中叶以来归入祖国版图’的提法是不妥的，应予以纠正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页）
　　1985年12月出版的《藏族简史》指出：“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自古以来分布在约占全国总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上。”“（凉州会谈）直接导致后来元代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奠定西藏地方直辖于中央的基础。”“元代在吐蕃等地建立的行政体系，虽然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特点，还是在中央直接管理之下的全国行政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柳陞祺、邓锐龄、常风玄、李凤珍、黄颢著，1958年开始编写，1963年初稿完成，1975年修订，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3、153页）
　　2008年7月5日，拉巴平措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一次学习讲座上作《所谓“西藏问题”的历史由来和现状》的专题报告指出：“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历史的必然，有着极为深厚的自然与人文基础”。报告从“藏族和汉族的同根同源”、“多元一体”和“社稷如一”等方面加以阐述，强调：“我国56个民族是伟大祖国的缔造者、开拓者和捍卫者，自古以来，只要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只要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地方，理所当然地属于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透视3.14》，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2009年3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指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西藏白皮书汇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这是在中国政府西藏白皮书系列中第一次正式使用这一重要表述，这个表述准确、有力。第一，强调了“自古以来”，弥补了“西藏在元代纳入版图说”的缺陷；第二，强调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包括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时又没有仅仅局限于领土，而是扩展了其覆盖的范围，例如从民族、土地、历史、文化等方面，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三，强调“不可分割”，表明了维护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和坚决态度。
　　以上文献、史料的引用，不可能穷尽，但已经可以从总体上看出在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和中央政权关系问题研究上的历史脉络和趋向。每一种表述都有它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在反分裂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表述，是在和平解放初期以来就一直使用的提法。针对当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亲帝分离主义势力和支持他们的国际敌对势力制造“西藏独立”、阻挠和平解放的猖獗活动，中央旗帜鲜明地宣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事务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统一。
　　“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表述，产生于西藏平叛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针对达赖集团流亡国外之后在国际敌对势力支持下进行的分裂活动，以元朝对西藏正式行使行政管辖为标志，强调西藏从此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世界上有的大国形成统一国家相对较短的历史相比，用事实说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进程，在反对“西藏独立”，争取国际舆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表述，也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达赖集团制造和散布“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说“现在可以不谈这个问题”，他们已经“不要求独立”了，要走所谓的“中间道路”，主张搞什么“大藏区”、实行所谓“高度自治”。针对达赖集团的欺骗性宣传，针对西方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在苏联、南斯拉夫解体中得手以后又企图把祸水引向中国的策略，我们的学者与时俱进，在学术研究上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和论证了“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结论和政治原则，回答了反分裂斗争遇到的现实问题，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提供了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

西藏的现状

    达赖统治下的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与中世纪欧洲的奴隶制社会非常相似。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操纵着西藏广大人民生杀予夺大权，农奴和奴隶毫无人身自由和政治地位可言。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落后的封建农奴制，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西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西藏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西藏自治区成立30多年来，自治区人民不仅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依法享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各种特有权利。西藏民族干部队伍迅速壮大，1998年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4.9%。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1980年以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已拨款３亿多人民币及大量黄金、白银等物资用于维修、保护布达拉宫、大昭寺等寺庙。西藏现有1787座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和发展西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障藏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为促进西藏快速和全面发展，中央政府制定并采取了全国支援西藏等一系列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给予巨额财政拨款、基建投资和专项补贴，并免征税收。1952至2001年，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补贴累计达569亿多元。1994年起，中央政府及其他省市加大对西藏的投资、援建力度，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1994年至2000年，西藏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4％；2001年，西藏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7.86亿元，比1952年增长35.5倍。目前，西藏有两个民用机场和各类电站401座；公路总里程达到2.25万公里；青藏铁路已于2001年6月开工建设，建成后将结束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
改革开放推动西藏商业、对外贸易和旅游产业空前发展。近五年来，西藏协议利用外资1.25亿美元。到2000年，全区进出口总额达到1.3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1.13亿美元。2000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59.83万人次，其中，海外旅游人数14.89万人。
为发展西藏教育事业，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实行免费教育，藏族学生自小学到大学毕业的学习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此外，卫生医疗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人均寿命由过去的35岁提高到67岁。

西藏的历史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十三世纪，中国元朝把西藏地区划定为一个行政区域，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此后，明朝在西藏继续行使了国家主权。17世纪以后，清朝对西藏的管理更为严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他们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政治和宗教上的地位。从那时起，历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坐床、继位都必须经过中央的册封和批准，遂成为一种定制。清朝还于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外事、宗教及军事防务等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中央政府设立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在拉萨设立办事处。西藏派代表出任议员、出席国民代表大会。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圆寂后，民国政府批准其转世灵童继位，并派中央代表主持十四世达赖（即现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于1950年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1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政府谈判事宜。同年5月23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一致，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达赖喇嘛曾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和执行协议。1956年4月，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有效行使主权可以追溯到700多年前的元朝时期，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西藏问题中国人自己解决

西藏问题近几十年来成为中国一个敏感的大问题，主要原因是境外敌对势力挑拨和支持少数分裂势力所造成的不安定。对于西藏问题，我认为中国甚至没必要过多地讨论其历史演变，就如同美国不讨论夏威夷曾经的主权归属，也不讨论整个美国国土原先都属于印第安人的历史事实。就中国现实而言，胡锦涛主席较早前曾明确指出：西藏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习近平副主席前不久访美时也明确提出：“希望美方切实履行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反对‘西藏独立’的承诺，慎重妥善处理涉藏问题”。这样的观点清晰地表达了一个态度：西藏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首先，藏族有它独特的文化，但是，长期以来，藏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且，类似有独特文化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藏族并不只是唯一的。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个成员都能和谐相处、共同提高。在这个方面，西方国家从来都不比中国人做得更好。西方国家或者像英国人奴役印度人、爱尔兰人一样，将其他民族放在劣等的地位不能翻身；或者像美国人对待印第安人那样，实行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政策。西方势力统治范围内，对待不同文化和信仰的民族，从来都缺乏公平、公正和仁慈。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没有任何资格来教训中国，反而，中国数千年的优秀传统，可以成为西方的榜样。
    其次，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占据了世界主流，但是，寻遍历史，找遍世界各个角落，我们看不到哪一个非西方民族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能够迅速繁荣昌盛。日本可以算一个例外，但那是学习了西方文明的野蛮侵略和战争的结果，并不值得借鉴。相反，世界上非西方民族的国家和地区，凡是被西方文化统治过的，至今都难以摆脱苦苦挣扎的命运。例如被西方长期统治和影响的海地，至今依然非常落后；再如被英国长期统治的印度，并没有成为文明发达的国家。近年来印度有所发展，也是因为这个多民族国家较大程度摆脱了西方人控制的结果。所以，西方势力插手西藏事务，或者想主导西藏的发展，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它不可能给西藏带来真正的全面发展。
    第三，中国历史上有自己完整的文化和制度，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使得中国长期在各个方面领先于世界，整个中国文化的辐射区都共同受益。也就是说，历史事实证明，在没有西方文化的地方，中国人完全能够将事情做到最好。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很大，但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没有完全按照西方方式来发展，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短短的时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与当今西方日益衰弱的情势相比，形成鲜明的反差。由此我们也能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完全能够自己解决问题，而且能比西方人解决得更好。那么，西方敌对势力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人自己解决西藏这一内部问题呢？
    第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中央政府给予西藏地区大量的帮助。从政治上说，在西藏实行了民主改革，彻底改变了少数贵族奴役大多数农奴的等级制度，使得广大西藏群众获得了人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的这一巨大成就相比，英国人统治印度200多年都没有做到。从经济上说，中国中央政府予以西藏地区的帮助也是巨大的，川藏、滇藏、青藏、新藏公路，青藏铁路等堪称世界奇迹的工程建设，改变了西藏与世隔绝的封闭，使得西藏与世界更加接近。除了交通设施之外，工农牧业等基础设施建设在西藏也长足发展，广大西藏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未来“十二五”期间，中国中央政府还将在西藏投资800多亿元，以促进和保障西藏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事实证明，中国人已经使西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还能发展得更好。敌对势力的破坏和捣乱，只能给广大西藏民众的幸福生活带来不幸和灾难。
    第五，任何地方、任何事物都会有不同的声音，这很正常，对于西藏也一样。尽管我们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不会再有人能够比中国人做得更好，但不可否认，还是会有人不满。但这要区分情况才能看清真相。新中国刚成立时，西藏还是一个由少数贵族统治的等级制社会。新中国带给西藏的巨大改变，使得最广大的底层藏民获利受益。但也确实妨碍了极少数曾经高高在上、靠奴役他人而生的昔日贵族特权阶层。这些人因为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特权、地位和财富而心生不满，也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西藏相当多的昔日贵族已经放弃了特权要求，接受了共同富裕的现实，极少数企图重温旧梦的贵族并不是藏民族的主流。如果把这种试图恢复昔日特权利益的声音当成是全西藏的声音并帮助其实现，事实上等于是想将西藏社会倒退回等级制度。这对于广大普通藏民来说，将是一个悲剧。
    遥远的历史和最近的现实都证明，中国人能够把西藏问题处理好，包括广大普通藏民在内的中国人能够把西藏建设得更好。横比竖比，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没有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比中国人做得更出色。因此，西方势力应该停止在西藏挑拨离间、煽风点火的破坏捣乱行为。西方国家如有富裕精力，应该投入到与中国政府一起共同建设西藏的有益领域，而不应该再次献丑，以证明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历史前科。西藏是中国不可动摇的核心利益，中国人能够解决西藏问题。而且，只有中国人能够带给西藏真正的繁荣发展。套用佛教观念，西方敌对势力以及他们支持的西藏少数分裂势力，应该考虑自己如何才能多积德行善，而不是违背历史潮流地造孽。

警惕西藏问题成“陷阱”

国际先驱导报》报道，一位德国中校近日在德国的一家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西藏问题有可能成为反华势力企图长期牵制中国的“陷阱”。这篇文章的观点不算新鲜，但是，把这个问题提得更加明确。
    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把中国的繁荣发展，视为对他们的威胁。中国落后的时候，他们说中国不向他们学习，所以落后；当中国向他们学习逐步走向繁荣，他们又说中国是他们的威胁。这种强词夺理、出尔反尔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他们自以为自己永远正确的傲慢。
    除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狭隘之外，西方某些政治人物还有一个惯用的伎俩，面对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们经常采用制造矛盾的手法实施干扰。有的时候是制造国与国的矛盾，有的时候是制造、刺激别国内部的矛盾。这位名叫于尔根-罗泽的德国中校指出，少数民族和宗教问题，是他们经常性的题材，而西藏问题恰好又使两者合而为一。罗泽中校接着指出，如果西藏事件美国没有在幕后插手，那就意味着国际政治发生了像哥白尼“日心说”一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罗泽中校认为，这不可能。
    罗泽中校的文章中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为了消耗前苏联，故意煽动南部穆斯林地区的独立，并通过阿富汗支持这些离心势力。20年后，美国前国家事务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接受采访时终于骄傲地坦承：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我们的确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了某种支持，……我们没有逼迫苏联人入侵，但我们的确通过我们的行动有意识地提高了苏联人采取入侵行动的可能性。” 布热津斯基还说，“这种秘密行动的确是个绝妙的主意，它成功地透使苏联人落入了阿富汗陷阱。”
    他们如愿以偿地将前苏赶出阿富汗，并导致前苏联最终解体，等苏联人发现了这是一个陷阱，已经晚了。进入21世纪，美国又利用911与塔利班的关系进入阿富汗，在阿富汗获得了军事存在的正当理由。在这篇文章中，罗泽中校还透露，阿富汗现任总统卡尔扎伊曾经说，美国要在阿富汗实现和平，三年前就可以做到，但是，他们不愿做。目的就是让阿富汗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以便他们有借口在阿富汗长期驻军。对此，美国的盟友，英国军方表达地更加明确：“我们考虑未来40年在阿富汗一直保持驻军”。罗泽中校指出，如果美国挑动西藏独立的阴谋深入实施，藏独的游击叛乱一旦发生，阿富汗的美英驻军和基地，就有可能成为藏独游击叛乱的后勤基地。
    我曾经在其他文章中多次说过，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趁机浑水摸鱼，是西方政治势力的习惯性做法，这种手段的阴险歹毒，早已被世界各地很多国家和民族认识清楚。但是，面对现实利益的诱饵，依然有人愿意上钩，成为他们的马前卒。对于中国来说，西藏问题很可能就是西方反华势力下一步大肆利用的棋子。
    从中国周边的形势看，北部边疆地区，西方反华势力已经很难插手。因此，上个世纪80、90年代前后，美国曾经暗中支持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东突”分裂势力。其时间点和地点，与他们当年支持在阿富汗的反对前苏联力量是吻合的。在一个地区的捣乱，可以达到颠覆两个大国的目的，美国一石两鸟的如意算盘不可谓不精。但是，颠覆苏联的目的达到后，却发生了911事件，美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支持的本拉登，成为反美最坚决的力量，美国不得不把本拉登定义为恐怖主义。由此，与本拉登一起受到美国支持的“东突”分裂势力，也只能划入恐怖主义的行列。虽然对此美国很痛心、很可惜，但是，他们也无可奈何。
    美国人在新疆捣乱无果之后，转而把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地点转到台湾。陈水扁的上台和连任，与美国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利用台湾消耗中国，使美国遭遇几个困境。一是中国政府毫不犹豫的强硬态度；二是他们再次偷鸡不成蚀把米，陈水扁的恶劣品行，连美国都很难继续站在他身边帮他说话；三是二战以后由美国参与制订的一系列国际政治协议，早已确立了台湾的地位，美国能做的最多也只能是保持现状，顺便造点小麻烦。一旦陈水扁将麻烦搞大，美国在国际社会也很难堪；第四，台湾最近的领导人更替，使得这枚给中国捣乱的棋子价值降低，美国很可能费力不讨好。第五，万一台湾的麻烦扩大化，美国很难置身事外，这便违背了它挑拨离间、坐收渔翁之利的潇洒境界。
    于是，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必须在国际政治舞台，炒作其他题材。产品质量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效果都不明显。西藏问题便被他们再次选中。西藏分裂势力在很早以前就被英国、美国等反华势力利用。但是，在较长的时间里，这枚棋子的利用价值不大。20世纪后半叶，随着与我国西藏地区接壤的周边国家纷纷脱离西方殖民地而独立，英美势力在这一地区直接介入的空间不大，使得他们对于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力度也有限，只能搞一点提高达赖政治待遇之类的事情，实际效果有限。但是，911以后，随着美英进入阿富汗，并长期驻留阿富汗，他们终于有了将西藏问题扩大化的现实操作可能。这就是继台湾问题之后，美英转而将重点转到达赖身上的深层原因。
    然而，这一次，美英反华图谋仍将遭遇破产。藏青会在得到支持后，最近狂妄叫嚣，他们要用人体炸弹的手段，实现藏独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反华势力支持的都是一些什么角色，藏青会正在演变成为像“东突”一样的恐怖主义。回顾以往，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反华势力确实经常利用中国社会的一些不得志者，或者一些社会渣滓，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一、二百年前，西方宗教势力在中国保护的“教民”，大多都是地痞无赖、恶霸流氓。连他们的传教士很多本身也是劣迹昭彰的恶棍。
    然而，我们对于反华势力制造麻烦的能力也不可低估。几个月后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有可能成为这些分裂势力制造更大破坏和灾难的对象。中国为了避免落入西藏这个陷阱，一方面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发展经济，共同富裕繁荣；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克制，不给反华势力更多的炒作机会。73岁的达赖，可被利用的时间毕竟不长了。虽然我们毫不犹豫地将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视为最高利益，但是，在西藏问题上，也应该避免反应过度。
    拿一个人来做比喻，当我们明知道一个流氓的挑衅就是想扩大事态的时候，我们应该占据有理的位置，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同时保持克制，不给对方扩大事态的借口。当然，一旦对方像当年日本人一样，无耻地制造皇菇屯、918、卢沟桥事端，我们则必须拥有一击致命的能力。今天，有朋友说，由于担心藏青会要采取各种恐怖袭击手段，因此奥运会期间将离开北京，我认为没这个必要。如果藏青会等藏独势力胆敢进一步使用暴力恐怖手段，我相信，事实将会证明，他们是拿鸡蛋碰石头。

达赖如何与邪教为伍

达赖自从离开中国后，做了很多分裂国家的事情。他的所作所为，有两个令迷惑的保护衣，一是宗教，二是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口号。而这两件保护衣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知道，欧洲历史上高扬自由、民主、平等旗帜的启蒙运动，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反对宗教统治。但是，达赖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将这两个东西随意摆布，披挂在自己的身上，把自己变成当今世界所有反华势力利用的工具。
    达赖如何在世俗政治的舞台上作跳梁小丑的事情，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即便在他看起来地位最牢固的宗教领域，达赖同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新浪博客这两天推出了一篇文章，介绍了达赖与纳粹分子的密切关系。这篇文章指出，西方媒体在大肆宣扬达赖形象的时候，故意隐瞒了很多达赖极不光彩的劣迹，与纳粹分子紧密勾结只是一例，其他还包括与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的关系。但是，这篇文章对达赖与“奥姆真理教”首脑麻原彰晃的关系，讲述得比较简单。因此，本人决定翻一下达赖不算很远的陈年旧账。

  “奥姆真理教”被世人熟知，是因为他们制造的一起惨案。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在日本东京地铁施放毒气，造成12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2004年2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以13项罪名判处麻原彰晃死刑。2006年9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麻原彰晃的上诉，维持原判。
    东京地铁惨案发生之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把愤怒的矛头指向麻原彰晃以及奥姆真理教的时候，达赖却对日本共同社发表言论说，他认为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彰晃仍然是他的“朋友”。达赖的这番言论，当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哗然。达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麻原彰晃这个地地道道的邪教头目，其实是达赖的“学生”！如今，对于达赖这个极不光彩的劣迹，某些居心不良的国际媒体视而不见，仿佛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
    达赖曾经12次“访问”日本。据推测，早在1984年达赖“访问”日本的时候，当时29岁的麻原彰晃就有可能见过达赖。1986年，麻原彰晃去了一趟印度，回到日本后，正式成立“奥姆真理教”。1987年，麻原彰晃再次来到印度，与达赖见了面。在这次会见中，达赖对麻原彰晃说：“亲爱的朋友，日本的佛教已经颓废了，如果这样下去，佛教就会在日本消失。你要在你的故乡传播真正的佛教，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你明白佛的心意。你去做这个工作，我很高兴，因为这样你也帮助了我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次会面的时候，达赖用“圣水”祝福了麻原彰晃，两人还成为“师徒关系”。

  达赖对自己的邪教高徒非常满意，此后，一直到1995惨案发生的8年间，师徒两人见面5次，经常通信。1989年，麻原彰晃赠送给达赖10万美元。达赖回赠给麻原彰晃一份“证书”和推荐信。达赖在给东京有关部门的推荐信中，称麻原彰晃是“很有能力的宗教导师”，并称奥姆真理教是“传播大乘佛教”、“促进公共好善的”。达赖甚至还在信中要求东京有关当局“应当允许奥姆教派免交税收”。凭着这份“证书”和推荐信，“奥姆真理教”在日本成为政府正式承认的宗教团体，并且积累起大量资金，从事沙林毒气的研制和生产。

    麻原彰晃在日本获得合法地位后，给达赖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我的愿望就是西藏能尽快地回到藏人的手上，我将尽可能地提供任何帮助。”此后，麻原彰晃受达赖的指派，两次潜入我国西藏地区“传教”。麻原彰晃公开承认，达赖是他的指引人。奥姆真理教的教义、教规，大多来自于达赖这个宗教领袖。
    对于达赖同麻原彰晃的关系，德国《焦点》周刊评论说：“没有达赖喇嘛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他从一个江湖医生和小小的刑事骗子，在短短的几年内火箭式地上升为日本一个教派领袖也不会如此顺利，这是可以肯定的。”达赖之所以对麻原彰晃如此器重，除了从麻原彰晃那里拿钱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想通过麻原彰晃对日本的佛教实行“改革”。我们知道，日本的佛教与西藏佛教不同，与中国大陆的佛教渊源更深。达赖与麻原彰晃勾结的目的，无非是想在日本也建立一个支持“藏独”的亲信队伍。达赖的这个如意算盘，最终导致了一个邪教脓疮的溃烂。现代社会其他邪教组织都是残害自己信徒的生命，而达赖的高徒麻原彰晃建立的“奥姆真理教”是第一个向教派外的无辜者采取恐怖手段的宗教组织。
    对于中国人来说，靖国神社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日本本国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都会遭到中国人民的抗议。与中国建交或友好的国家，以及一切有正义感的政治人物，都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那里供奉着大量的刽子手和战争罪犯。但是，1980年，达赖居然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参拜了靖国神社。近年来，企图分裂中国的另一个跳梁小丑就是陈水扁，达赖与陈水扁的关系也是公开化的。

    那么，达赖为何要在今年，在世界各地策动各种分裂活动呢？今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是主要原因，但是，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动机。达赖与班禅是西藏最有影响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1989年，十世班禅圆寂后，达赖就企图操纵班禅转世灵童的选拔、认定。他甚至在这一重大事件上，与邪教首领麻原彰晃暗中勾结。1995年2月，就在麻原彰晃发动东京地铁惨案前一个月，他写信给达赖，认为他自己的儿子就是班禅的转世灵童。如果不是一个月后惨案发生，我们不知道达赖会不会把一个邪教首领的儿子变成班禅的继承人。当年12月，由西藏扎什伦布寺自主选定的十一世班禅正式坐床，达赖企图操纵班禅转世的图谋彻底破灭。
    达赖今年73岁了，他不得不要考虑自己死后的转世灵童问题。按照达赖最一厢情愿的设想，在他死后，转世灵童可以在中国领土之外寻找、确认。那样的话，新的达赖就可以继承他分裂祖国的“事业”。但是，十一世班禅的确认程序，彻底打破了达赖的这个幻想。按照惯例，没有中央政府的确认，转世灵童是无效的。于是，达赖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自作主张，在海外找一个自己的继承人，却得不到中国政府和西藏人民的确认；二是宣布放弃达赖系统的继续转世。不管达赖最终会选择哪一个方式，在他死后，海外的藏独势力都必将因失去“达赖”这个金字招牌而日益式微，这个结果是达赖最为担心的。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达赖为何要借助今年北京奥运会的机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拼命一搏，做最后的挣扎。所以他才会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然而，达赖的所作所为，离一个僧人应有的本分实在是太远了。

去年西藏财政收入达到历史新高

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说去年，西藏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国务院批准的西藏“十二五”经济发展226个重大项目，迄今为止，已经开工建设130个。

我个人认为，GDP代表不了西藏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水平，关键还是要看老百姓的收入。去年西藏农牧区人均收入达到4904元，增幅很高，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达到1万6千多元。

去年西藏的财政收入是50多亿，和全国兄弟省市相比可以说是很低的，但也达到了历史新高，这几项可以证明西藏的综合经济实力和老百姓生产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特别是中央对西藏老百姓的惠民政策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包括农区、牧区和城镇。为了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中央派了很高规格的代表团来，让我们全区各族人民感觉到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注。

和平解放60年，民主改革50多年来，西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和全国比起来还有差距，但和自身相比确实发生了飞跃式的发展。

听了总理的报告以后，觉得今年西藏的任务更加艰巨，因为今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去年开了个好局，今年能不能巩固好，特别是能不能改善老百姓生产生活水平很关键。

西藏地广人稀，边界线也很长，公共服务的成本高，但关键性的事情我们政府做了两件，一是确保老百姓收入的增长，二是确保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把惠及老百姓的社会保障事业真正体现到老百姓身上。今年要下更大的力气去做这两件事，才能确保西藏老百姓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才能确保西藏社会局势的稳定。中央在这方面对西藏的支持力度非常大，我们要把中央的政策用好、用足、用活、用全，我相信通过今年的努力，再加上“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西藏会发展的更好。编辑

从深山老林刀耕火种到安居乐业享受教育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米林县珞巴族（珞巴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仅有3100多人，米林县南伊乡是珞巴族最大的聚居地。）的“前进”说：西藏民主改革以前，珞巴族人没有耕种的土地，只有在深山老林过着刀耕火种打猎捕兽的日子，每年到三月就缺粮食，居住的房子也是无比简陋，更谈不上读书识字。西藏民主改革后，珞巴族人分得了土地，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我们珞巴族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援下，安居工程完工了，住上了新房子，每人180平方，老百姓很高兴。”前进委员告诉记者。“国家对西藏的教育实行“三包”政策，我们珞巴族小孩学到了原来没学到的知识，上了大学，上了研究生。”
    前进委员今年带来了两个提案，都是他通过调研、考察所得出的提案，是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米林县里龙乡的水电规划项目，二是修建扎绕乡至卧龙镇扎村的油路。前进委员以前提过的修建米扎大桥的提案已经通过国家审批，马上就要开工修建。另一个在米林县修筑150公里乡村公路的提案，也已经列入了“十二五”规划。

中情局介入西藏叛乱始末

上世纪中叶，在世界屋脊上，顽固的农奴主贵族敌视民主改革，煽动一小撮武装分子发动叛乱，达赖喇嘛叛逃印度，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出兵平息叛乱。那么，谁是这场叛乱幕后最大的推手？不久前英国解密了有关档案，本刊综合源自这些档案的书籍和文章，揭开事件的真相。
一、 早有预谋  积极插手
    1949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总额为7500万美元的款项，专门用于对新中国的情报工作。第二年，在国防部长约翰逊的支持下，又从中划出3000万美元作为留给西藏的“应急准备金”。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美国仍不断以各种手段支持西藏内外的分裂主义分子。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说，我们要向他们（指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提供秘密援助，“袭扰”中国。1951年5月，就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时，中情局找到达赖喇嘛的大哥嘉乐顿珠，对其进行了贿赂和引诱。双方签订了一个关于在西藏开展游击战的协定，并在印度大吉岭建立了西藏间谍情报。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印边界印度一侧阿尔莫一带的居民惊奇地发现：这里居然出现了3个教育中心、2个医院、2个麻风病院和1个肺病疗养院。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医院”和“教育中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人和学生。实际上，从1951年起，中情局就已开始从事对西藏叛乱分子的训练工作。阿尔莫也只不过是中情局对西藏施行秘密行动的基地之一。
    1956年初，人民政府准备在川西藏区进行民主改革。由于民主改革触动一些藏族部落首领和喇嘛的利益，这些人开始密谋武装叛乱。3月，当地农奴主纠集数千人在理塘发动叛乱。随即，甘孜、康巴地区也相继发生武装叛乱。
    叛乱发生后，中情局当即认定康巴叛军（叛乱分子自称“卫教军”，美国人则称“康巴游击队”）是美国在西藏行动的可靠盟友。艾伦·杜勒斯也认为西藏的形势为中情局的行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身在印度的嘉乐顿珠也主动接触中情局，请求美国援助康巴叛军。1956年11月，叛军首领、藏族商人贡布扎西派出6名康巴叛乱分子进入印度。嘉乐顿珠亲自驾车将这6名叛乱分子送到印巴边境。一个美国人用长长的缠头和旁遮普大裤，把6人打扮成锡克人的模样。6人最终到达陆路目的地——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首府达卡。2天后，一架美国飞机又把一身美军打扮的他们空运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在那里，他们接受了为期4个月的训练。
二、 卷入叛乱 图穷匕见
    1957年8月，2名受训结业的康巴叛军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导叛乱并促使达赖公开向美国求援。降落后，他们秘密与贡布扎西取得了联系，并于1958年1月在达赖的夏宫罗布林卡秘密会晤了达赖的管家帕拉·土登维登。此次行动标志着美帝国主义正式卷入西藏叛乱事件中。
    1958年秋天，中情局又向川西理塘地区空投了4名受训结业人员。每人携带的东西都一样——单兵武器、无线电设备和绑扎在手腕上的剧毒氰化物胶囊。有1人着陆后即被击毙，其余3人在刚找到一股叛乱武装后就被解放军包围，2人被打死，只剩下该小组的头领旺堆嘉措狼狈逃窜，最终进入了西藏。中情局于1958年7月和1959年2月对西藏中部的贡布扎西余部进行了两次武器空投，其中有403支步枪、20挺轻机枪和60箱手榴弹，以及几口袋当时可在西藏流通的印度卢比。凭借美国人提供的装备，叛军不断发动袭击，给解放军造成一定的损失。
    叛乱分子取得的反共“战绩”，使中情局大受鼓舞。从1958年开始，中情局又先后挑选了170余名康巴叛乱分子在琉球岛、塞班岛等地训练。因这些高原来客不习惯海岛气候，中情局遂又在陆军第10山地师前驻地——赫尔营，建立秘密训练基地（叛乱分子称之为“图姆拉营”，意为花园营地），然后，将受训人员转至基地。赫尔营地处美国本土科罗拉多州洛基山脉海拔10000英尺的山颠，有着与西藏相近的高山气候及茂密的森林。赫尔营的生活是斯巴达式的，训练严格且种类繁多。在赫尔营受训的叛乱分子受到的教育，就是“为西藏独立而战”。
    此后，美国人又先后对康巴叛军进行了30多次空投，重点支援昌都北部和青藏交界处的叛乱武装。美国飞机投下的物资多达250吨，包括近万支M-1步枪、冲锋枪以及轻便的57无后坐力炮和高射机枪。还有40多名从赫尔营训练出的人员带着电台空降下去，担负指挥和联络任务。这些特务中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宽大释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击毙，就是在雪岭荒原逃窜时死于寒冷和饥渴。
    1958年11月，中情局通过“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占领区，向山南叛军运送了226驮武器装备。次年1月，又通过尼泊尔运入40驮物资。除此之外，美国人还从巴基斯坦出动U-2高空侦察机深入西藏上空进行间谍飞行。
    1959年3月，西藏拉萨的叛乱失败后，达赖一伙逃往印度。此后，又有一批叛乱分子被秘密送到赫尔营进行训练，最终共有259人在该营受训。9月，在赫尔营受训的叛军一部分人被空投到拉萨东北部300公里处的查格拉本巴，开始招兵买马，扩充叛乱队伍。中情局也加大了对叛乱分子援助的力度，进行了数次空投，包括大量的武器弹药及药品食品等。很显然，在达赖出逃后，中情局对西藏叛乱武装的支援已经变得毫不含糊了。但在解放军平叛部队的打击下，在西藏的叛军日益走向穷途末路。
三、 败走境外 扶植傀儡
    中情局眼看西藏境内的叛乱武装已难于生存，遂于1960年与担任达赖“流亡政府”“外交部长”的嘉乐顿珠及康巴叛军头目贡布扎西商议，决定在中国境外建立一个基地来长期袭扰西藏。经过一番挑选，他们看中了尼泊尔境内半独立的封建领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带山高林密，地方首领信喇嘛教并不受尼政府管辖，况且紧邻中尼边境，进行渗透行动十分方便。不过当地人烟稀少，一切物资供应均要靠美国解决。1961年3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批准了这笔每月需几十万美元的开支。中情局还专门在尼泊尔注册成立了“亚利桑那直升机”航空公司，为叛军提供武器和粮食补给。同时，还派来在赫尔营受训的叛乱分子。到1960年底，在小小的木斯塘挤下了2000多名叛军。叛军以此为基地，不断对我国境内进行袭扰。一次，叛军马队袭击了解放军的一个小型车队，此次行动被美国人称为“蓝包突袭”，因为叛军在袭击中抢夺了一名我方女干部携带的蓝包。当中情局官员打开这个沾满鲜血的包时，他们差点晕倒，包内竟然装有1500份档案。美国人说，“这次突袭是中情局历史上获得情报最多的行动之一”。叛乱分子对美国人如此满意于包内的东西兴奋不已，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受这次行动刺激，1962年，一个由藏族人组成的间谍小组，进入到中国领土纵深地带军事设施进行拍照，并在地图上做出标识，标记可能的伞降区域。同时，叛乱分子还帮助中情局搜集中国弹道导弹及核武器试验项目进展的情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康巴游击队”对等于送死的袭扰日益消极，中情局一再督促他们出战却得不到积极回应，遂于1965年停止了空投。不过美方还是继续提供少量经费。为了争夺数量有限的空投物资，康巴叛军首领巴巴益西、嘉乐顿珠和贡布扎西的侄子旺堆发生了火并。
    1998年9月15日《洛杉矶时报》报道：“根据最新公布的美国情报机构文件，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情局每年向西藏流亡运动提供170万美元用于开展反对中国的活动，其中包括每年向达赖喇嘛提供18万美元的津贴。”
四、大国博弈  甩掉“弃子”
    对木斯塘叛军的支援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1960年11月底，印度政府向美国表示，印度军队会采取有力行动打下侵犯印度领空的美国飞机。由于美国在木斯塘的行动事先没有照会尼泊尔政府，因此在1962年中国政府为此事向尼泊尔方面进行交涉时，尼泊尔方面表示完全不知情。在中方的一再要求下，尼泊尔政府对其境内的康巴叛军采取了行动，并驱逐了与叛军有联系的美国外交官洛基·斯通，禁止美国援助团使用其专用机场。中情局资助叛乱分子的行径，也遭到美国国内各方人士的批评，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思称，中情局的行动是“特别愚蠢的做法”。于是中情局开始限制叛军对西藏的武力渗透，只让他们执行情报搜集任务。这些叛军表面上答应，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的武力渗透从未停止，但都限于小规模行动。1965年，中情局在尼泊尔境内进行了最后一次空投。
    1972年前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心改善中美关系。此时的达赖集团成了美国战略棋盘上一粒“弃子”。无奈之下，中情局停止了对达赖集团的秘密支持。
    1974年7月，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尼泊尔政府军包围木斯塘营地。那些离乡背井十余年的康巴人绝大多数交出了武器。最后一任木斯塘叛军司令、第二批被空投回藏的塞班岛受训人员旺堆嘉措拒不投降，企图率领一股人马突围去印度，结果在廷克斯山口被尼泊尔军队击毙。
    1995年11月，达赖在自己长期居住的达拉萨兰会见了已退休的中情局官员、当年负责空投行动的约翰·肯尼思·克瑙斯。回顾两人从前合作的往事时，达赖不无悲哀地说道：“美国卷入西藏事务并不是为了帮助西藏，而仅仅是冷战时期对付中国的战术需要。”

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

毛泽东亲自领导平息西藏叛乱甄岩
1959年春天，正当毛泽东和党中央聚精会神地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调整农村政策的时候，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息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
（一）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历史发展。
1.自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央一直对西藏工作采取“极端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对西藏上层的统战为主开展工作。但从《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行时起，西藏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没有间断过同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的较量。1952年发生过非法组织“人民会议”要求中央撤军的所谓“请愿活动”，1956年又发生康区叛乱，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平息下去。
2.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指示：西藏地区“六年内不改革”。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西藏地区搞不搞民主改革，这个问题曾经在某些西藏上层人士中引起不安。针对这种情况，12月16日，毛主席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明确作出“六年内不改革”的决策。他在这份复电中加写一段话，指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西藏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毛主席同时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265）毛泽东把这个复电加发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12月30日，周恩来把这个决策向正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的达赖喇嘛作了传达。
为了贯彻“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中央在1957年春对西藏工作作了一些调整。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减少了92%，驻藏部队减少了70%。
3.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叛乱。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人民政府宽大、忍耐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于不顾，逐步走上分裂祖国的危险道路，企图在西藏永远保持反动的封建农奴制度。1957年5月，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分裂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汉语译为“四水六岗”，指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等省区在内的全部藏族聚居区）的叛乱组织。
1958年4月，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藏军代表同叛乱组织“曲细岗珠”签订了进行叛乱的同盟书，并在6月初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集结，还企图把山南作为叛乱的大本营，宣布成立“卫教军”。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积极扩充藏军，藏军人数从1951年的1400多人迅速发展到3000多人。
（二）毛泽东对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叛乱一直给予密切关注。
1.毛泽东密切关注西藏地区情况发展并及时给以正确指导。
1958年6月，青海地区发生了叛乱。这次叛乱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紧密相连。24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提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286）
1958年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在山南地区开始发动。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强调：“（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10-11）
这个指示在1月24日发出，是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前夕的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
2.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时机成熟，在外国反动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这一天，达赖喇嘛原定要到西藏军区机关驻地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乘机煽动僧众赶往达赖喇嘛的驻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如约前往。叛乱分子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错，还拖尸示众。他们高呼“西藏独立万岁”等反动口号，还在罗布林卡集会，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纠集叛乱武装7000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地构筑工事，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
3.对于平息西藏叛乱，毛主席及时给予明确指示。
3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央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同时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同时提出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59年3月12日）
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驻藏部队十分克制，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3月15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第三次致信达赖喇嘛（信为中央代拟），仍然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1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说这封复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同时提出：“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更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116）
4.达赖反动集团悍然发动武装叛乱。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驻藏部队的忍耐看作是胆小害怕。3月17日，达赖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一直发展到3月20日凌晨向驻藏部队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发起武装进攻。
5.坚决平息武装叛乱。
针对武装叛乱，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立即组织拉萨市内现有兵力进行反击。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打响了平息叛乱的枪声。一举攻下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随即又攻占罗布林卡。21日清晨对叛乱武装形成合围。22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叛乱基本平息。
3月20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藏工委：“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对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22日，又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提出一边平息叛乱，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
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实际上给达赖喇嘛留了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3月29日，班禅致电周恩来总理并转毛泽东主席，代表西藏广大僧侣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接受国务院的任命，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当即要邓小平告胡乔木即予发表。
西藏军区平定拉萨叛乱之后迅即进军山南这个叛军的大本营。迅速控制整个山南地区。这时，达赖喇嘛已于4月18日到达印度的提斯普尔，发表背叛祖国的“达赖喇嘛声明”。
5月22日起，平叛部队挥师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挺进。9月中旬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有了保障。
（三）毛主席谈西藏平叛问题和对宣传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4月1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了西藏问题。在谈到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时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还说：“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毛泽东文集》第8卷，P44、45）
2.毛泽东密切关注外国对我平息西藏叛乱的动态，并对平息西藏叛乱的宣传工作作出指示。毛泽东要《人民日报》有选择地刊登西方国家和印度对中国进行指责的部分内容。4月25日，他给胡乔木、吴冷西、彭真写了一个批语对有关平息西藏叛乱的宣传工作，提出重要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原则。指出：“‘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应为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气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的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的评论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二十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21-222）
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用事实驳斥了境外一些人散布的谣言。
3.毛泽东会见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4月9日，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前往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5月7日，毛泽东高兴地会见他们。
毛泽东关切地向他们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班禅表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毛泽东说：“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他说：“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谈到宗教政策，毛泽东说：“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毛泽东对西藏寄予深切的厚望。他说：“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毛泽东文集》第8卷，P53-58）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关心下，到1960年7月，平叛部队歼灭了整个西藏地区的大部叛乱武装，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斗争，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在平叛过程中，西藏地区普遍实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翻身解放，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