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近代史

辛亥革命到来，使得西藏的局势发生大逆转。 1912年初，流亡印度原被解除称号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借机策动事变，达赖喇嘛发布《告民众书》“（汉人）固当驱除净尽……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达桑占东承达赖之意组成一万名“西藏民军”，围攻江孜、亚东、日喀则等地的清军。一时间，汉族人在西藏地区遭到藏族极端分子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杀，达赖喇嘛乘机排除清朝中央政府的官员影响，单独执政。最后驻拉萨清军败于印度的英国军队和西藏地方军，经过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调停，清军被解除武装。 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到了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达赖喇嘛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了他对西藏的统治。西藏特使在乌兰巴托签署《藏蒙条约》，宣示蒙古、西藏互相承认各由中国独立出来。
1913年2月14日、藏历水牛年正月初八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圣地佛谕，文告的内容涉及西藏的体制改革、实行新政等内容。也因为文告的这个性质，部份学者将此份文件看作是西藏的独立宣言（Proclam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ibet）。水牛年文告是达赖喇嘛的一个内部讲话，当时尚未有外人知道，没有公开宣布。直到1932年，文告才以用信件的形式公布。文告的现行版本多引自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范普拉赫曾表示引文来自夏格巴的私人收藏档案。文告中“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信教的独立国家”（英文：We are a small, religious, and independent nation）语句被学者反复引用论证，时常被认为是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的重要宣示。
英国不愿意西藏政府与中国政府发展直接关系。故谋划了于1913-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有中、英、藏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与亲英的西藏代表夏扎·班觉多吉背着民国中央政府私下用秘密换文的形式，在地图上划了一条实际长达850英里的边境线，把中国门隅、珞瑜、察隅三个地区共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这条由英殖民者一手操纵的、中国任何一届中央政府、任何政党都未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为以后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1914年，英藏签订《西姆拉条约》，卫藏获得完全的自治，但又说明：“外国政府”一词并不包括中国。英、藏代表签署了该条约，而中国代表陈贻范则拒绝签署。除此之外，在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的单方协定中，西藏的“东南边境特区”被割让给了印度，也就是藏南地区（现在的印度阿鲁那恰尔邦）。虽然英国获得了好处，但并没有像西藏预想的那样，支持西藏独立建国，而横英国卖给西藏来福枪、弹药，后来则拒绝出售机枪、火炮。印度面对来自西藏的请求时，表现更为冷漠。
当一战爆发及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乱局，西方各国与军阀都无暇理会西藏问题，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无压力下管治西藏直至他1933年去世。当时，西藏的政府控制卫藏和西康，与现时西藏自治区相约。 西藏不断扩军，在康区部署了绝大部分的军队（数万人），这也导致西藏在北部地区，无法有力维持边境。1917年，在康区的冲突中，西藏噶厦取得了胜利，占领了昌都、德格等地。随着继续扩军，噶厦无力维持飞涨的军费开支，转而向后藏扎什伦布寺第九世班禅喇嘛要求巨额税收，班禅喇嘛抗议无果后，于1923年12月，出走内地，随后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接待。由于新兴的少壮军官热衷于西化，与西藏传统势力的冲突不断加剧，最后导致这些军官先后被免职，藏军此后走向衰落。但由于中国经历着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西藏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50年代初。
1937年12月1日，达赖去世后，九世班禅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的5000人护卫队护送回藏，但在回藏的途中在青海玉树圆寂。1938年9月24日，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共13条。重申金瓶掣签制度。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等圆寂后，应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转世灵童访获后，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分别掣签等等。 1940年1月15日，吴忠信一行抵达拉萨。1月26日，热振呈请对达赖转世灵童拉木登珠免于金瓶掣签，吴忠信向中央转报核准，同时于罗布林卡察看了灵童。1月31日，行政院长蒋中正向国民政府呈请发布明令准拉木登珠继任十四达赖喇嘛。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名：“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甚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于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拨给40万元作为坐床典礼经费。最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未经过金瓶掣签，吴忠信也未主持坐床仪式 [45]。
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国民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1942年7月，西藏政府宣布成立“外交局”，并以断绝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供应相威胁，迫使驻藏办事处与其发生联系。当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将这一情况紧急报告国民政府，并在报告电文中指出：“查外交局性质系与外国洽办事件之机关，今噶厦告职须向该局洽办一切事件，是视中央为外国，示西藏为独立国，如我予以承认，则前此国际条约所订西藏为中国领土之文无形失消，而西藏与外国所订明密各约未为中央所承认者，无形有效。事关重大，中央似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中央驻藏官员仍须照旧与噶厦接洽一切事件。”1942年8月5日，蒙藏委员会向西藏噶厦转达了行政院训令：“对藏方为处理地方涉外事务而设置机构应遵守的原则：（甲）有关国家利益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秉承中央意旨处理；（乙）中央与西藏一切往还接洽方式，仍应照旧，不得经由上述外务机构。”并电令驻藏办事处“仍照旧例接洽，不得与‘外交局’发生任何联系。”1943年，西藏召开民众大会，对“外交局”事接受中央政府意见，收回原议，表示“西藏应与中央保持感情，不应与中央西藏办事处断绝关系。”并责成西藏驻京办事处总代表阿旺坚赞等向国民政府主席面呈此意。
1949年6月2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准予宫保慈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命令。8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主持十世班禅坐床典礼，并颁赐金印及礼品。坐床大典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李宗仁代总统致谢，电文曰：“班禅世受国恩，倍蒙优渥，此次蒙钧座颁布明令，特准继承九辈法统。即承特派关专使吉玉、马副使步芳莅青主持坐床典礼，复荷礼连旺加，赐颁厚祝。拜领之余，良深铭感。遵已于八月十日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今后只有一本历辈班禅倾诚中央，庇护众生之一贯意志，竭尽天职，努力以赴，以期仰答优崇无上之德意。”
1949年10月1日，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控制区域仍未及于西藏等地区，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1949年11月2日，噶厦政府致函毛泽东，表示希望进行会谈，派遣了孜本夏嘎巴、孜江堪穷?土登嘉波二人为代表。两人在香港签证时，获得中共政府的通知：即将到任的中共驻印度德里大使将与他们会谈。中共方面代表声明：“西藏的国防由中共政府负责，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承认上述条件后，代表们为了作出决定可以前往北京。”噶厦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由此和谈未能进行。
1950年10月7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进攻，八千余人的藏军不敌战败。两天后解放军继续向昌都进军，俘获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46]同日，噶厦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呈交报告：“西藏人民已清楚无力阻挡中共军队的前进，西藏人已应允与共产党政府进行和谈。虽然长久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欲要战胜熟练于战争的共产党军队的希望并不大，但我们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发生侵略行为，联合国是必定会帮助予以抗击的。”1950年10月17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丹增嘉措提前正式继位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迫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避难。[45] 1951年4月，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
近代历史上，尽管西藏获得了实际自治，但在国际关系中，西藏往往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47][48][49][50][51]超过半数的藏族和十来个不同民族混居在不受达赖政府管辖的临近省份[52]